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一些外交官陆续出版自己外交生涯的回顾：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在上海三联书店推出《在法国的外交生涯》；前驻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火》；资深外交官叶成坝将《亲历联合国高层》交由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外交官张国斌的《足迹：一个外交官眼中的世界》……

    这些极具史料价值的私人叙述，能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了外交官们风光背后的酸甜苦辣，以及他们时刻把祖国利益和人民重托放在第一位的火热情怀。

    “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去哪儿，哪儿打仗’。我说，‘哪儿打仗，我去哪儿’。”2006年年底的一个上午，曾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潘占林在北京左安门外简朴的家中讲述自己33年的外交生涯时说。

    诚如人们所见，作为外交官，他经常与“红地毯、香槟酒、镁光灯”相伴，但他拥有的绝不仅仅是无限风光。

    “这是一份艰苦细致的工作，每天都要关注形势，收集各方信息。但在国外与各阶层打交道并不容易，人家都会有所戒备——因为你是外国人。”而早期中国的外交人员出国，妻小不能随行，使他们的出使生活颇有“背井离乡”的味道。类似大使坐车曾遭劫、外交人员遭绑架的安全问题也时有发生。“既崇高光荣，又艰难危险。”潘占林说。

    但潘占林遭遇的挑战却远不止此。1990年~1992年他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时，“8·19事件”突发、苏联解体；出使吉尔吉斯斯坦时，吉尔吉斯斯坦刚从苏联分离建国、万事待兴；驻节乌克兰时，“切尔诺贝利核辐射”正闹得沸沸扬扬；刚到以色列时，奥斯陆协议羽翼下的中东宁静、和平，但很快阿拉法特的“愤怒日石头起义”又使中东陷入动荡……最让他无法忘怀的却是出使南联盟时的那场轰炸和馆难。

    尽管已经过去7年有余，作为时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潘占林，对这一事件、对在这次馆难中牺牲的烈士依然是刻骨铭心。最近，他的《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火》出版。

    “为了忘却的纪念。”潘占林说。“我想，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有义务将此记录下来，立此存照。有些篇章，我是怀着颤栗的心写就的……我将它作为一束小花，献给在北约轰炸中牺牲的烈士。至于我，也减轻了心灵的重负。正如恩格斯所说，我说出了要说的话，我解放了自己的灵魂。”

    “南斯拉夫人曾说，‘怪只怪我们的祖先把房子修在了十字路口’。由于南斯拉夫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独特地理位置，世代以来他们饱受战乱之苦。”1998年的夏天，潘占林到这个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国度作大使。

    此时的南斯拉夫，随着科索沃问题的愈演愈烈，战争阴霾一天天逼近，各国驻南使馆人员一天天减少。“轰炸开始后，美、英、法、德等很多国家的使馆和外交人员都撤走了。”但潘占林与中国使馆却坚强地留下。“华人没走，我们使馆就不能撤。而且中南关系很密切，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望风而逃。”他们需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炸弹会落在自己身上”。

    1999年5月7日晚，没有灯光也没有月亮的贝尔格莱德在晚8点的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一片漆黑、死寂，潘占林在大使官邸的卧室里秉烛夜读。午夜，一声巨响将坐在床上的他震得弹了起来。他到了外边一看，发现被炸的不是邻居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而是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我的第一反应是救人，然后再想办法同国内联系——轰炸之后的停电使电话、电报等一切联系方式都中断了。”住在使馆的记者吕岩松用自己的手机同国内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还未上班。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家里，这位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苏欧司南斯拉夫处，然后情况上报到部领导。部领导询问人员受伤情况，以为我也受伤了，我说没有。”实际上潘占林所在的大使官邸的地下就躺着一颗炸弹，千分之一的失灵概率使他得以幸存。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身为个人不应忘记，身为中国人也不应忘记，这等于打了中国人的脸！”对这一暴行潘占林至今无法释怀，但7年之后他更多的是理性思考。

    “为什么北约要轰炸中国大使馆？我认为这是美国某个决策层的有意而为，估计美国的盟友都不知道：事件发生后，英、法、德都不吱声、不表态。他们试图通过轰炸中国大使馆打掉米洛舍维奇的精神支柱，打击南斯拉夫人抗击北约的士气——当时中国从舆论上同情、支持南斯拉夫，对北约的轰炸做了大量如实报道。在轰炸持续45天之后南联盟却仍无屈服的迹象，战前扬言‘最多只要一个星期米洛舍维奇就会跪地求饶’的主战派骑虎难下。”

    或许是对西方蛮横造就的苦难有着切身体验，潘占林对中国外交所奉行的“和为贵”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不是策略性的‘韬光养晦’，而是有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传承。”

    2000年10月，潘占林接到外交部通知，离开了南斯拉夫这个让他永生难忘的苦难之地，带着伤心和遗憾：到任半年，还未来得及在使馆留影，就遭到轰炸。此时，大选中败北的米洛舍维奇在西方的逼迫下岌岌可危。

    “曾有人预言：‘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问题上崛起，也必将在科索沃问题上陨落’。因为他在科索沃问题上有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站到了西方的对立面。”大选中由西方一手推上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们将米洛舍维奇秘密押往海牙——虽然当时的南斯拉夫法律不允许引渡本国公民出境。

    而宣告米洛舍维奇政治死刑的这次大选，与西方后来频频得手、屡试不爽的“颜色革命”并无二致：利用这些国家内部累积的矛盾和不满情绪，鼓动群众上街……从南斯拉夫开始，在潘占林曾经驻节的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前后相继跌入“颜色革命”的泥淖。

    “三十年后的异国他乡，一场亘古未有的浩劫降临到头上。面对人生旅途中的又一场风暴，我又感到背后伸来结实的臂膀。”

    潘占林在2000年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说那场馆难有什么让他留恋的话，那就是：“炮火纷飞见真情。”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他和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牵挂。

    但他却无法将这些彼此牵挂的人聚集起来，“大家总是天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