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笔者驾车在北京的三环路上行驶，发现电子警示牌上的字幕改了，由“请勿酒后驾车”变成了“打响今冬明春道路交通安全攻坚战”。我不禁哑然失笑——又见“战斗思维”。

    日常生活中，在银行工作的人被称为“金融战线工作者”，在报社工作的人被称为“新闻战线工作者”，在学校工作的人被称为“教育战线工作者”，在法院工作的人被称为“司法战线工作者”。对于这些称谓，我们习以为常，但仔细想来，确实都是“战斗思维”的结果。

    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就从战争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了近30年的时间，按理说，“战斗思维”不应如此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可真实为何与之相反呢？

    一次，笔者从境外机场乘机回国，检票时，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国内来的一个旅行团。他们叫嚷着、争抢着往前挤，希望能尽早登机，令周围的外籍人士侧目。我不解，于是问他们的导游，“这又不是在国内挤公共汽车，每张机票都能对号入座，为什么还要挤成这样？”导游耸耸肩，“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分析了一下，中国游客在境外机场挤座位，并非由于他们素质差，而是习惯性使然。

    长期以来，中国的物质资源匮乏，经历过物资紧缺时代的人们，形成了抢购商品、争抢机会的习惯，但这只是浅层原因，并且无法解释富足起来的国人，仍习惯于“抢夺”的现象。真正的原因是，在诸多领域，我们长期缺乏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民众也不信任既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于是乎，大家热衷于采用“私力救济”获取资源。

    如果民众习惯于自己动手获取资源，而不去寻求国家公器进行公平分配，那么，丛林法则将代替法治规则，“弱肉强食”会被默认，人人将自发地启蒙“战斗思维”。这样的结果是，谁的胳膊粗，谁更加威武有力，谁的后台硬，谁就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占有优势。

    这一论断在近来发生的一系列近乎疯狂的社会新闻中得到印证。

    由于合同纠纷，房东雇人把租住于此的商家店铺统统砸烂，接受警方讯问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到法院去告他们太麻烦了，几年都判不下来，赢了官司也会执行难，还不如直接砸烂了赶他们走！”业主与物业公司有了纠纷，不是坐下来谈判，或者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而是各自下“猛药”——业主一直拖欠物业费，物业公司的绝招则是断水断电。到了年关，辛苦了1年的农民工拿不到薪水，却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只得频频上演“跳楼秀”……

    大家一定都记得前几年发生的“上海交大招生丑闻”。此前，人们一直认为，高考制度是中国最公平、最具有公信力的制度。但是，当那张长长的写满了“××，××领导侄女，请关照”、“××，××领导交办，请妥处”等的招生目录被披露后，人们惊呆了。我们一直最为信赖的高考制度竟然充斥着腐败与交易！后来，就有人在网上卖大学录取指标，卖大学文凭，说是“内部指标”，或者“内部关系，绝对硬”，10万元1个，于是，还真的有家长领着孩子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相信，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不神圣，只要有足够的钱，或者有足够的关系，就一定能得到。

    当机会和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时候，相互不服的人们，就会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争、去抢。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战争。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战斗思维”，由此日积月累而成。

    笔者有位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该法学院在全美名列前茅，学校又位于纽约市，因此，前来演讲的世界各国名流政要络绎不绝。每次来了大家关注的知名人士作演讲，同学们都想去听，但最大的礼堂也只能容纳几百人，怎么办？法学院的同学们采取的是人类最原始、最公平的机会分配方式——抓阄。这样，能去的人固然兴高采烈，去不了的也不会怨天尤人。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机会和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公平的时候，人们的诉求是有节制的，是理性的，他们不会抓狂，不会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