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周蜜赴港打球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周蜜参加奥运会并非没可能，以前是有先例的，香港方面不大可能做赔钱买卖。（《扬子晚报》1月6日）

    不过，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为在此事中表现出的十足小家子气，遭到了网民和媒体的集体“围殴”，被骂得好惨。

    这样的公众反应并不稀奇，在这两年的类似事件中，公众大多是这种反应，而且倾向性越来越明显：田亮、彭帅、丁俊晖……当运动员的个人权益与其所在专业协会体育官员的权益发生冲突时，虽然官员权益常常以国家利益的名称出现，但支持者渐稀，大多数人都转向支持运动员们维护个人权益。这种公众反应也许说明，对体育举国体制进行改革的时机已成熟。

    首先，举国体制存在的政治基础正在动摇。当一个国家疲弱时，体育往往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当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时，“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曾经成为一个时代强音。但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东亚病夫”论早已被“中国威胁论”取代。体育身上曾经被赋予的众多政治意义正在逐步被消解，体育正在回归体育本真的意义，甚至被广泛赋予娱乐与商业功能。

    以邻国韩国为例，他们也是采用类似举国体制的方式办体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当韩国人觉得他们的民族光荣感不再那么需要从金牌中去找时，他们也就开始逐步转向了西方体制：政府不直接领导体育运动，而是民办官助。政府用法律形式授权给民间体育组织，经费主要靠民间自筹，政府必要时给予一定拨款，起监管作用。（《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2月22日）

    其次，国家恐怕也不会愿意承担举国体制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了。关于一枚奥运金牌值多少钱，我看到过许多数据，7亿元、650万元、五六千万元，等等。准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每一枚金牌都需要国家投入大笔的钱，则是无疑的。有一点得承认，举国体制在夺取金牌上的确是效率很高的。但正因为它效率高，每增加一枚金牌，就意味着国家多投一大笔钱，等中国金牌数真增长到前苏联那种规模时，国家要投多少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到处要花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必要吗？

    第三，举国体制在道义上也渐失人心。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少年入了举国体制，就意味着有了一个铁饭碗。那时，让他（她）们放弃学业，专攻体育，也许在道义上站得住。但现在，因为经济原因，国家并不包养运动员终身了，运动员一旦不能在金字塔上登顶，别说发展了，连谋生都会成问题。

    一些有群众基础的项目还好点儿，像湖南是羽毛球强省，退役运动员可以在社会办的球馆里找到教练或陪打的工作。但湖南也是女举强省，可女举全无群众基础，她们退役后能干什么？搓澡工邹春兰的故事并不是特例。

    因此种种，公众对举国体制的诟病也就日多了，维护举国体制最力的体育官员们，也就不幸总成了公众口水淹没的对象。而公众的这种反应越强烈，也就说明公众对举国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