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教育家，山东蓬莱人，曾任教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留给人们的记忆，多半在教学之外。

    在青岛市黄县路7号的住处，他的形象被定格成“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热情接待前来拜访谈天的教员，“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

    杨校长豪饮的场面，更是被人津津乐道。他纠集校中一帮教授，自称“酒中八仙”。每次聚会，喝的都是30斤一坛的花雕酒，一直要到夜深才散。据说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他们划拳比酒的情景，大吃一惊，连忙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而回京不久，胡适就写信给梁实秋：“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

    在梁实秋笔下，这个山东汉子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谈吐却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的风度“令人不可抵拒”。另一名记者则干脆说，他能让人产生“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师承蔡元培，效法“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经他邀请，闻一多、黄敬思、傅鹰、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名家纷纷前来任教，青岛大学声誉日隆。以至有评论称，他凭借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造就了该校校史上一段难以再现的盛况。

    杨振声的名士风采因此为许多人熟知。人们回忆他与儿子划拳的童心，回忆他独自赏樱花的浪漫，回忆他“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的放达。

    有意无意间，关于杨振声的另一些记忆，似乎正在被遗忘。一名久居青岛的学者认为，对杨振声，人们忽略了一些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正如，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内的杨振声，清晰地展现了他与以前那个自我之间的“断裂”。

    之前，杨振声作为学生运动的进步代表、五四运动的活跃青年被历史记录。而当青岛大学的学生们爆发运动，甚至集体南下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杨振声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进行劝阻和压制，一再强调学生的爱国行为不要超出学校范围。当事态越发不可收拾时，他主持校务会议，主张对为首的学生进行处罚，因此遭到学生的敌视。最后，杨振声主动请辞校长职务。

    他的辞职，在朋友看来，是“引咎”。梁实秋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因此面对如疾风暴雨的事变，心中苦闷。

    然而有学者则认为，除了校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对的姿态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化，未尝不是杨振声对自己以往激进立场的一种否定。

    这种“断裂”，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新文学的态度上。

    研究者发现，作为“新潮社”的骨干，曾经创作出若干新文学作品的杨振声，逐渐开始反思“五四”的文化意义。

    “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表示，但这种改变“主要是工具上的”，“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而内容上却仍然“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据此，他认为“自‘五四’以来，30年中的文学……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他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一文中表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最后，他把这种倾向总结为“有点奴性的崇拜”，并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他认为，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

    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批判在表层上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在更深层面上，这不失为一种独立的思考，值得后人分析。

    不过，在不久之后的“三反”运动中，杨振声被定为“学阀”，接下来的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未容他将这种思考继续下去，而是将其掩埋在了一个大学校长的风流往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