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曹永凯提心吊胆盼了两个月：法院终于将原判决书上的“被告人曹永凯”全部更改为“被告人杨×”。1月8日下午,叔叔在电话中告诉他这个消息时，曹永凯正开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拉着几箱火腿肠和牛奶在县城的街上跑。

    “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一脚踩住刹车，扯着嗓子问。很快，曹永凯就高兴不起来了，他想起“爷爷还病倒在床上”。

    这位河南平舆县万冢乡人，没念完初二就辍学了，学会开车后，一直给超市送货。两个多月前，18岁的曹永凯明白了什么叫“飞来横祸”。

    2006年10月28日，一封来自东莞市人民法院的信函被送到他爷爷手上，叔叔曹国庆念给老人听。“被告人曹永凯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信没念完，老人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判决书上说，曹永凯现正“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这让曹国庆有点迷糊：侄子不是正在县城打工吗？但白纸黑字，还盖着大红的印章，能错吗？他拨通曹永凯的电话，开口就问：“你是不是在东莞犯事了？”正在县城送货的曹永凯一头雾水。

    当天下午，曹永凯回到村子时，一辆救护车正停在附近的公路上，爷爷躺在上面，“脸色很苍白，不能说话”。他抱着爷爷哭了一场。

    从叔叔手上接过判决书，曹永凯看着看着觉得呼吸困难。上面写道：2006年6月18日凌晨零时05分许，曹永凯和另两名被告潜入东莞某厂，盗走价值2380元的68公斤电线，三人将所盗电线搬回宿舍，削去电线皮，将里面的铜线用一个黑色背包装好，5时许，三人在准备把铜线卖给废品站时被“人赃并获”。

    可是，案发时，曹永凯正在距离案发地千里之外的屋子里呼呼大睡。他感到既害怕又奇怪，“我连县城都没出去过，怎么会在东莞犯事？”他看了四五遍判决书，没错，上面写的名字、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住址都和自己的完全一致。

    他的手开始发抖，心神不安地朝家里走去。父亲蹲在门口使劲抽烟，“脸色很不正常”。看到曹永凯，他猛地站起来，也不说话，抬脚就朝儿子踹过去。曹永凯被踹到地上，“呜呜”直哭。母亲跑过来，抱着他放声大哭。

    整个下午，曹永凯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心里充满恐惧，感觉头“快要爆炸了”。

    第二天，他不敢出门，害怕别人“看不起的眼光”。第三天，叔叔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了。曹永凯更慌了：“我以后怎么做人，怎么娶老婆？”和他恋爱了一年多的女朋友，知道这件事后提出分手。

    他去医院看爷爷，下跪，解释，都没用。爷爷鼓着眼睛把他轰了出去：“滚，我没有你这个孙子。”曹永凯像丢了魂似的在街上瞎逛，直到路灯一盏盏熄灭。

    冷静下来后，他给东莞市人民法院写了一封信，对“天上飞来的判决书”表示“很气愤”。在信中，他透露身份证曾被邻居杨×借用。他质问公检法部门为何不核实清楚罪犯的身份，难道看不出身份证上照片和罪犯本人不一致吗？

    果然，正是杨×冒充他犯了案。

    曹永凯自称外貌特征明显：脸很大，眉毛浓黑，脑袋尖尖，头发很长，能遮住整个鼻子，一双小眼睛笑的时候，就看不见了。“这么明显的特征，他们怎么会搞错？”

    问题是否出在办案民警的疏忽？记者多次致电办理此案的东莞市梅塘派出所，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而审理此案的法官刘树棠表示没有看到杨×的身份证。他认为，如果说有失误，那也应该是万冢乡派出所的失误，“他们没有认真核实情况”。

    东莞警方曾向万冢乡派出所发出调查函，函上印有犯罪嫌疑人杨×的头像及供述情况，要求对方核实此人身份。

    2006年8月3日，万冢乡派出所回函确认此人为“曹永凯”。该所两位民警参与了调查，董明磊是其中之一。他称曹永凯的家人外出打工了，在调查时没能见到，而村干部说村里确有曹永凯这个人。

    两人拿着调查函和曹永凯的户籍资料一核对，发现上面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是一样的”，“而且全乡就只有这一个人”。于是他们填好调查函，寄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核对照片。董明磊以为，“他们只是要调查有没有曹永凯这个人”。

    11月17日，接到曹永凯来信的第十天，东莞市人民法院提审了杨×。这时他才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经万冢乡派出所再次核实曹、杨两人身份后，法院在12月18日更改了原判决书中的错误，并在一周后将刑事裁定书邮寄给曹永凯。

    但曹永凯很不满意。他称法院给自己打了一次电话后，再没表示过解释和道歉。而这段时间，他压力很大，“常常睡不着觉，开车没精打采”。事发前“能下地干活”的爷爷，花了不少医药费，目前还只能躺在床上，“一下地双腿就发软”。

    “他们还给了我清白，还应该赔偿爷爷的医药费。”曹永凯在电话那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