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搭乘破烂拥挤的校车来到北京北郊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们说条件差但是给了孩子们一个上学的地方；校长说，学校缺教具，缺支教的大学生，孩子们很需要这些。

    走过六年级教室时，我停住了脚步。老师在收汽油费、取暖费和考试费，“原来不是说免费的吗？”，“去年才收了两元，今年怎么十元了？”，“就是不交！”，孩子们一个个跳出来，把老师憋得不知如何争辩，教室像菜市场，吵成一团。

    老师说，六年级的孩子胆子大了，不好管。

    这还是师生关系吗？1月10日，一名离开学校的教师约我见面，被校长克扣工资的他有些激动，“什么打工子弟学校，简直是误人子弟学校！”学校给教师定规则：作业都是要给家长看的，别布置难题；批改作业不能打太多叉，家长会有意见；期末试卷拿橡皮擦帮学生给改对，分数不能太低……

    在一名教师的手上，我看到了收取孩子们10元考试费的期末试卷及其原件。开学时学生购买的一本练习册，将其中的期末测试卷撕下重新复印，再发给学生考试。“说穿了，就是要收学生两次钱！”该教师说，有一次催款不利，他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谈话，校长说：“你别忘了，我们是搞经济的。”

    教材、伙食、取暖、校服、学校小卖部，这名教师一笔一笔地给我清算校长的取财之“道”。这样的校长，在这个群体中并非个例。据一位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7年的60多岁老教师说，不少打工子弟学校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只不过有的创办者在赢利的过程中也比较注重教育质量和教育投资，如果有哪位办学者能有一半的心投在了教育上，那就是孩子们的万幸了。

    孩子们的幸运可以靠经营者的良心来解决吗？打工子弟学校有生存策略，老师有现实考虑，政策也有执行困难，谁来为孩子们的受教育权利负责？

    可是离开这样的学校，明天他们又能去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