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传出两条“民告官”胜诉的新闻——余姚市市民朱利峰，告赢了余姚市政府；温州市的一批养殖户，告赢了浙江省公安厅。

    余姚市政府何以惹上官司？报道称，朱利峰在住宅周围兴土木，被市规划局认定违法并进行处罚，就在他向市法院提起诉讼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强行拆除。强拆违法建筑，有什么问题吗？一般感觉是没有，何况还依据了《宁波市违反城市规划建设处理办法》呢，但细察却不然，与《城市规划法》抵触——该法白纸黑字载明，当事人复议、诉讼期间，规划局不能这么做。

    有法不依，或者说，把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看得比国法高，是余姚市政府败诉的原因。更耐人寻味之处，是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国法虽一目了然，较真的朱利峰却在余姚市人民法院败诉，上诉到宁波中院才反败为胜。

    与朱利峰“告官”一波三折不同，温州市那批养殖户“告官”一告就赢。其实，从2004年春遭遇特大污染事故损失1．7亿元起，在近3年的维权路上，他们“告官”已三告三赢——国家环保总局、温州市政府、浙江省公安厅，均因为不受理他们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先后被他们推上被告席，并分别于去年6月、10月和今年1月4日在3个法庭上输掉了官司。

    请注意，三场官司，如出一辙。一样的原因，一样的败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在三个不同的法院得到相同的判决。这充分说明，是非原本很清楚，它们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都是没依法办事。那么，直接的疑问是，它们为何不依法受理呢？这恐怕还是“官重民轻”的思维在作怪。

    看上述“民告官”胜诉案，笔者喜忧参半。喜的是，未依法行政的政府机关都败诉了，彰显了法治的权威；忧的是，这些本不该打起来的官司却打起来了，折射出政令高于法令的痼疾。两面合观，这一形容也许恰如其分：法治政府“在路上”——自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以来，法治政府建设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踏步前行，但距离目标，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