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公众对于“舆论监督奖”是一种误会的说法，同样是一个误会。媒体也好，公众也好，永远只会关注他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警惕。这种警惕，既有对一些政府部门的用心的，也有对于一些媒体道德的，当然，更是基于一种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不能不承认，从一开始公众对于郴州做法的诸多关注，其实都指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命题，这就是一个有关“官”“媒”关系的话题。

    郴州做法背后所显示的，无疑是一种正在艰难扬弃中建构的官媒关系。一方面，一些媒体或记者总是在以一种监督与责任的自觉之下，介入到一些地方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部门既沿袭着传统的管理与思维行为方式，又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其他层级、地域的媒体的监督，而这种监督是他们的权力无法干预的。因此，如何在现有体制下，处理好来自各个方向的舆论监督，如何顺应一种良性的社会机制，其实是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种背景，无疑正是郴州做法背后的现实，它所体现的，实则是一个地方政府在对待舆论监督方面的态度选择。在这方面，郴州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样本：此前，已经落马的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曾签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到现在，郴州开始愿意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来对待外来媒体，并且认识到“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说它是一个样本，因为这前后两种态度，可能是很多地方政府都存在或面临的两难。

    既然媒体不会因有所阻挠而放弃监督，那么亦将不会因获得奖励而不去监督。不弃于阻挠与不媚于奖励，都是媒体的精神与职责之所在。同时，既然不论鼓励或阻挠，舆论监督都是存在的，那么奖励至少比阻挠的确更能体现一个地方政府“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

    当然，并不是说态度决定一切。而有了一纸文件之后，媒体在郴州的采访活动是不是就能畅通无阻，也有待观察。至于郴州“奖励舆论监督”这一提法本身，所招致一些诚恳的批评与质疑，我们则需要在一种仍难以明晰的官媒关系的现实之下，予以理性并积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