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春节，几个朋友去看评论家雷达，也叫上我。陈染就住在雷达楼下。我想也没想，很兴奋地给她拨个电话。她先问你在哪儿？我说就在你楼上啊，雷达家里。她听了立刻说也要同来拜望。她执意来了，还拿了过年的礼。雷达倚老卖老，笑道：陈染咱们楼上楼下住这么多年，他们不来，你是不会来看我的！陈染连说，早该来，不敢来！亏得徐虹打了电话。但是我分明体会出另一层意思：既打了电话，她也不好不来。其实她根本是懒得交往的，自顾自的，也无求于人的。雷达在文坛举足轻重，能量大得很。按陈染的话说，一到评什么奖，来他家拜见的人总不断。但陈染不需要。她来是因为兴之所至，随和着大家热闹，也因为深谙世俗客套。她的礼数后面藏着原则和身份。

    陈染评价一个人好，常常说“这人挺舒服的”。她说起刘震云，“刘震云这人挺舒服的”。她也说起楼上的高洪波很客气，“高洪波这人挺舒服的”。她说起铁凝，也说“铁凝这人挺舒服的”。但有一些人，她很不以为然，只是话到嘴头不多说。她的原则似乎是只说谁好，而不说谁不好。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说起什么人什么事，感叹道：人家要生存，人家要社交，人家要想方设法，我太理解了！她把重音放在“人家”上，带着京腔。话虽没有不动听，但多少有几分轻视和无奈。她出名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是“文革”后的文艺复兴，作家和批评家是严肃的，有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彼此对文品和人品也都认同——那是她的繁盛时代！现在，以她的眼光看当下许多作家，很有些繁华过后前辈看晚辈的意思，同时也搀杂了对世风的感慨。她见繁华见多了，情况尽收眼底，心里全明白。

    我跟她是交过一些心的。有一次在路上，我开车，她漫不经心地说，你还且折腾呢！我已经学会“顺应”了。

    以前的陈染，是颇为反叛的，特立独行的，像一个瘦弱的战士。按王朔的话说，我记着你那时候梳一个爆炸式，不大理人，还挺能喝酒。到了新世纪，陈染已经学会了规律的生活。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散步。她养了一只狗名叫三三。“我每次喂它骨头，都把肉剔下来，用手一点点捏碎了。”她过早地进入了老年生活。

    她当然也试图把她的洞察与聪明运用于社会生活，努力去适应、去参与，努力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但总难免踉踉跄跄，力不从心，“感到很吃力”。有一次她出席一个饭局，唐突地先走了。她的雷达敏锐地开着，她的原则又不肯让步，看看局面不对，就常常先走。她用逃跑的方式回避着世界，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她周围像有一道金箍棒画的圆环，圈里面是安全的。但她有时候又那么不甘心，偶尔遛达到圈外来。然而看见风吹草动、情况异常，又赶紧掉头跑回去。她在两极间艰难地徘徊，终于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

    逃跑，或者叫作回避，是她的真经，她也以此教育我。我说起一些人，用了“霸道”二字。她说，躲开罢！不必打交道，但也不必逗起他们的火儿来。我认为她是高明的，体面的。

    重新翻翻《凡墙都是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时隔20年，她的作品一点不过时。字字发着暗金的光芒，具备真正品质——它们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中女性写作的标高。但是时代迅速往前走了，走到了她所不认识的流段。如果说一个人的创造力，与他（她）跟世界的冲突成正比的话，那么她的“顺应”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在时代大潮中，很多人迅速调整了姿势，坐了顺水船。她是宁可站在岸边，不肯随便走的。或许正因如此，她才是不打折扣的陈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