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1月9日，香港政府首次公布496幢建筑文物名单，并启动持续的公众讨论与政府咨询，以回应市民对文物保护的强烈诉求。政府表示，在判定文物保护的标准时，会加入“集体回忆”和“社会价值”的考量因素，不再单从历史寿命去判定一座建筑的生或死。

    然而有着青白色钟楼的中环天星码头，已在2006年11月11日走过了它服务港人的最后时刻。修建于1958年、不满50年的历史，没能保住天星码头在这个国际商业都会的地位，但48年从这里驶出、往返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天星小轮，48年回荡在中环的沙哑钟声，却成了整整一代香港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

    最后一天，原本15分钟一班的天星小轮，加开到6分钟一班。往返港岛与九龙的渡轮，全天共发送300班，搭载了15万寻找回忆的香港人。

    集体回忆，在流行怀旧的年代里，本不陌生。但早已习惯于各种尘土飞扬的拆迁生活的我们，也许很难理解，香港这个人们印象里纸醉金迷、文化沙漠的商业社会，竟然会用如此煽情的方式表达和上演全民告别、集体回忆。

    北京的朋友在电话里问，哪里的码头？哪里的渡轮？往返香港和九龙的？啊，原来香港和九龙是两个地方啊……天星码头没有了？旁边不远就建了个新的？啊，那有什么好告别的，不就多走几步路吗？……

    我在话筒这边哑然。

    24小时的京九直通车，3小时的京港航线，电视里天天都在播的“直通香港”，每年都吆喝着在内地招生的香港高校，每年都蜂拥至香港购物的自由行游客……1997年到现在十年了，我们看到的香港，原来还是十年前回归纪录片里，那个金碧辉煌的维多利亚湾，那个符号化的香港。天星码头的香港，原来离我们这么近，那么远。

    面对永别的爱人，每一寸肌肤都要牢牢记住

    走进最后一天的天星码头，斑驳的木椅与栏杆，古老的楼梯与告示牌，一切都停留在上个世纪。混杂着咸腥气息的海风，都好像从40多年前吹来。窗外的中环平地高楼、沧海桑田，只有码头和它头顶的机械大钟，像从不改变的老朋友，守着奔波其间的香港百姓。

    这一天，许多人都来了。有花一块七毛钱廉价船票往返两岸的打工仔，有在渡轮和码头编织爱情的年轻人，有习惯了用古老钟声计量时间的中环白领，有迎着海风高谈阔论的老人家，他们说，码头见证了香港的历史，这里有他们的记忆。

    人人都拿着相机，专业的，不专业的。人头涌动的码头里，有全家人温馨合影，有情侣亲密留念。朴素的钟楼底下，总有几十个站着歪着跪着趴着各种姿势的非专业摄影家，专业地从各个角度向大钟按下快门。座椅、指示牌、楼梯、墙面、扶手……看来毫无意义的“景点”，今天都受到相机的热烈追捧。

    对此，香港报纸用了“每一寸肌肤”这个词：天星码头前市民们按下快门的热情，就好像面对永别的爱人，每一寸肌肤都要牢牢记住。

    这一天，天星码头里的报摊小贩，天星小轮上的水手、船员都成了明星，摆放货品，停靠船只，牵拉缆绳，平时默默无闻的工作今天突然成了相机聚焦的对象。许多人要求和他们合影，他们很配合地在镜头前露出微笑。

    这一天，有人在这里结婚，也有人在这里跳舞。一个香港女孩儿在这里嫁给一个外国男孩儿，在电视镜头前他们对所有观众说，将要告别的天星码头是全香港最浪漫的地方。一群苏格兰人在码头边唱歌、跳舞，听说是《友谊万岁》的英文版，他们对蜂拥而至的记者说：天星不仅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也是英国人的历史故事。

    一对父母推着还在婴儿车里的孩子来码头拍照，父亲全副武装了长长短短的“炮筒”和三角架，妈妈抱起几乎睡着的小孩，寻找各个有意义的角落。父亲说，“孩子总要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婆怎么生活的，这些集体回忆，她长大，学校不会教她”。

    子夜12点，最后4艘“慈善告别航”的天星小轮由码头开出，它们拉响“摩斯电码”的汽笛：一长三短表示英文字母“B”，长短长长表示“Y”，一短表示“E”，结合成“BYE”，然后载着1800位乘客缓缓驶离，作最后的告别。

    子夜12点，码头钟楼奏响市民耳熟能详的报时旋律。“叮—咚—叮—咚—”，12声响，钟声落幕，铁门拉闸，码头灯灭，从此走入历史。

    上千市民等待到最后一刻，闪光灯在午夜闪成一片，好像满天繁星掉落地面。

    天星码头，也许从没有像告别时刻，这般符合它的名字。

    码头边的变迁

    有人说天星码头之于香港，相当于胡同对于北京的意义。

    你当然可以拆掉胡同，再在旁边修一条“仿古”小路，就像今天香港政府对天星码头做的那样。新的码头一定更大更宽敞，有更多漂亮的新商店、座椅、栏杆，明晃晃，钟声也是年轻的，脆亮亮；新的道路也一定不似胡同般拥挤、藏污纳垢。但是胡同里，那些老人、老树、老铺子、老故事呢？码头边，那些我们一起走过，一起记住的生活呢？

    当载体不存在了，回忆还能留下吗？当回忆渐渐散去，团聚在它周围的人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1890年，维多利亚港上第一次出现天星小轮，当时有3艘，分别叫“晨星”、“暮星”、“导星”。黑白老照片记录了一百多年前天星小轮的样貌，和今天十分类似，同样设立双层，上层是上等舱，下层是下等舱，据说下等舱收费每人5分钱。只是，当时的天星小轮还没有内燃机动力，而是用蒸汽机推动，中间有个大大的烟囱。

    这时的天星码头只是个海边的破草屋，12年后因为填海工程搬迁，什么都没有留下。人们叫它作第一代天星码头。

    第一代天星码头的香港，在英国统治下近50年，工商业发展和城市规划已初具规模：1890年，中环德辅道点亮了全香港第一批电街灯，香港进入电气化时代，成为当时亚洲极少有电街灯的地区之一；1890年，香港已经有银号30多间。这个时代，清人王韬来到香港，感慨于浩大的改造工程，撰文记载：“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

    商业史上很难看到的，还有1890年（光绪十六年），24岁的孙中山就读香港西医学院（即今天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并倡导反清救国，推翻封建的理念。中山先生当年是否乘坐过5分钱一张票的天星小轮，无处可考，但从维港乘轮渡赴澳门、广州的路途，确乎成就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第二代天星码头1912年迁移到现在中环怡和大厦的位置，是一栋维多利亚式建筑，一直运作了46年。

    这是中国饱经战火的46年，从民国起义、军阀混战，一直到抗日战争、内战。然而战火意外成就了这个年代的香港。风平浪静的避风良港，成了中国许多文人、思想家、学者漂洋过海的栖身之地，他们在这里避开政府，避开战争，开辟更自由的思想天地。

    1934年，文学家许地山来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1935年，报人邹韬奋因遭遇国民党在上海的压制，转而投奔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7年,晚年的蔡元培寓居香港，撰写《自写年谱》；1937年起，诗人戴望舒在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星岛日报》副刊；1940年，作家萧红和丈夫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因为这里“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

    他们乘着渡轮登上这片自由港，却没想到，日军的炮火竟让这里也难免沦陷。3年零8个月的沦陷，许多人永远留在了这片孤岛上。萧红、许地山、蔡元培，今天他们的墓地，还留在这片有碧澄海水的小岛上。可惜已没有多少人记得。

    1939年，一个19岁的瘦弱女孩拎着大皮箱踏上天星小轮，穿过陌生的维多利亚港来到香港大学。她住在英式红砖楼的女子宿舍梅堂，每天沉溺在冯平山图书馆内如痴如醉地读书。后来，战火蔓延，香港沦陷，女孩中断学业，不得不离开。

    4年之后，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记录了这个华丽城市沦陷的故事。

    小说名为《倾城之恋》。女孩名叫张爱玲。

    第二代天星码头的香港，战火纷飞，苦难的故事却因为漂洋过海抵达的这些忧郁和高尚的灵魂，显得如此浪漫。

    时光流转，又是填海。香港岛好像一个巨大的扩张机器，不断地向大海讨价还价。今天我们目之所及中环的繁华，几乎都是从海平面中拔地而起。1958年，新一轮大规模的填海工程把天星码头迁到如今的爱丁堡广场，码头采用简朴实用的建筑风格，并设有和英国大本钟同一家生产商制造的、香港最后一座机械大钟。这就是我们今天告别的地方，它被称作第三代天星码头。

    如果说第一代天星码头见证的，是殖民者拓荒、民国思想启蒙，第二代天星码头见证了动乱年代里，香港空前繁荣的文化盛景，那么第三代天星码头，就真真是伴随了一代代新移民脚踏实地的奋斗，见证了今天维港两岸逐渐盛开的灿烂灯火。

    它亲眼见到中环如今不可一世的建筑楼群，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上百万新移民怎样一砖一瓦修建而成；它亲眼目睹香港如何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世界制造业中心，逐渐演变成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它见证了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位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黄金时代，以及90年代回归祖国的过程。

    天星码头报摊的小贩，原先英语讲得好过普通话，这两年，也能偶尔带出几个“儿化音”了。社会深处的微妙变化，原来就在这一个小小场景折射。

    香港的记忆地标在哪里

    天星的最后一夜，我坐在码头边，看最后一艘渡轮离开这个古老的码头，心里感动，但没有感伤。和许多外地人一样，我也相信，用不了多久，香港人就会习惯几十米之外的新码头，以及新的电子钟声。历史的车轮总要碾过，感伤也无济于事。

    但是第二天，当我来到崭新得有些不像话的新码头时，一切都别扭起来。没有斑驳的木椅，以前某某名人在这里留下印记的联想当然无从进行；没有旧旧的栏杆，凭栏望海时，心里无论如何，也难生出些强说愁的苍茫；空调和海风混杂在一起，迎面吹来现代社会的遗憾。也许是怀旧情绪作祟，但我分明感到，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在许多一念之差里，就此消落，再也找不回来。

    当我回头想寻找1890 年、1912 年、1958年,那个天星码头的香港，才明白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人们只记得某某高楼的建起，某某财团的成立，其他许多记忆，却零落得让人心痛。没有人记得漂洋过海投奔香港的许地山、戴望舒、萧红，甚至没有人知道天星小轮上，曾经站立过忐忑不安的张爱玲。

    保护天星码头的民间运动一直进行了几个月，却最终无法阻拦政府下定决心从这里贯通一条新马路，建起几座新的“地标式”高楼。

    心痛的学者站在天星的废墟上发问：香港真的需要那么多“地标”吗？香港人真正的记忆地标又在哪里？

    保卫天星的民间博客上，记载着一个香港人这样的留言：“从九龙望向对面海岸，极目尽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这刻，拆毁中的旧天星于我，是仅有的带点温度的建筑。”

    “地标”树立，温度消散，于是香港退化成外人眼里中银大厦的香港、时代广场的香港。

    难怪，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所言：内地只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内地的媒体报道香港只有成功人士，李嘉诚或者明星之类的。

    好在港府终于有了新的决议。1月9日的决议，对于天星，是晚了，对于香港，却还不迟。这也许正是王绍光所强调的香港“常被忽略的许多细节的经验”，恰在这些方面，尽管民众来往不算少，但“内地和香港似乎还缺少沟通”。

    在香港居住多年的学者钱钢说：“天星码头对于内地的意义，就在这里。你看到，香港市民对于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让政府重视普通市民的历史记忆和乡土情怀。所以香港才能允许繁华的市区里，人们在街边供奉土地爷，香港才能保留许多古老的传统。这是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内地应该借鉴的。”

    （作者系香港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