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新闻，引起不同的解读这很正常。可是，解读再多也绝不能误读。这里，黄秉雄就是对“副区长买不起房”的误读。在高房价面前，公务员也是受害者。但是，环顾整个社会，受害者远不止公务员，好歹公务员还有房补，但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房补也没有，那该如何办？

    黄秉雄委员测算出以年限25年计算，算出两个公务员的房补加起来，抵不上一套90平方米商品房的房价。故而呼吁提高公务员房补。这里，他显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房补，顾名思义是补，只是购房款的一个补充，购房的大头还得依靠个人工资积蓄和其他来源。总不能说，个人工资用于消费，仅把房补用来购房吧。试问，全国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地区能提供这么高的房补？

    从“副区长买不起房”的新闻中，一个有着公共理性的人，应该解读出目前房价过高的现实，从而呼吁政府加大调控力度，让房价从天空上软着落。无视房价高的事实，无视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的现实，只呼吁给公务员提高房补，不是误读是什么？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话语权”也导致绝对的“话语腐败”。这里绝对的话语权，是指话语失去监督，不顾公益诉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话语腐败是指公务员利用话语权为个人、本群体谋求利益。

    近年来，我们看到不少专家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为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谋利，这就是一种“话语腐败”，其腐败能量并不比权力腐败小。比专家话语腐败更严重的，是公务员直接的话语腐败。比如，一再提起“高薪养廉”的反腐议程，这就是为自己利益考虑的建议；比如以车补、食补和廉政金分别“赎买”官员的公车腐败、公款吃喝和贪污行为等，就是利用话语权为自身谋利。此次从“副区长买不起房”中得出“公务员需增加房补”的结论，更是一种赤裸裸、非常明显的话语腐败。

    有必要限制这些强势者“绝对的话语权”。部分人利用身份优势什么不合理的利益都能表达，什么向着自己的建议都能提出来，而最普通的群众很多时候想说没地方说，最基本的利益诉求也缺少表达通道，没有话语平衡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当然了，限制某个群体的话语权，不是一种健康理性的选择，只有更多地赋予公众的利益表达通道和表达权利，官员的政绩评价和官帽更多地受到公众的决定，官员的话语权才会真正受到公民的平衡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