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超生如今是一个敏感问题，舆论基本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但笔者却有不同看法。

    先说明一点，对于党政干部超生，我也认为要严加打击。因为党政干部是政府成员，先需律己才能律人，对他们的要求天生就应更严格。但身为平民的富人则另说了。

    其一，我们要记住，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结果，我们是在“人口爆炸性增长导致社会难以承受”与“强制性限制生育权这一天赋人权来追求经济成长”这二者之间，艰难地选择了后者。国际上的计划生育都是劝告式、基于自愿原则的，只有我国基于国情考虑，通过政府强制力来推行。

    在今天，我们既要尊重计划生育这份“社会契约”的普适性，但也不要忘了这个政策与生俱来的缺陷——它毕竟没有给个体自由选择权。我们可以因为公益原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制定政策限制生育。不过，一旦有个体违反这个政策时，可以根据“社会契约”的约定要求他们赔偿，但却并没有充分的道德基础，对他们过分批判。即便他们是“招人讨厌”的富人。

    其二，我国现在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实质两胎化”政策。这是基于城乡的剪刀差，基于农村人没有享受到城市人同等的社会福利，而实行的一项人性化政策。但当农民超生时，也是要交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以我所在城市周边农村为例，生第三胎（或第一胎是男孩生第二胎），如果是女孩罚1000元，如果是男孩罚3000元。再生，则女孩罚3000元，男孩（或前两胎是男孩，第三胎是女孩）罚1万元。再生则继续递加。别以为农民就光想着生男孩，也有很多农民是生了男孩后，罚款也要生个女孩。

    而对此，我就从没听人进行过指责，所有的人态度都比较宽容，表示理解。不管穷人富人，超不超生都有国家的法律政策约束，为什么穷人超生就少人批判，富人超生就骂声震天呢？

    其实，如果贫富悬殊拉大，富人超生这件事可能就不会如此敏感，更不至引发“对超生富人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情绪化的极端提议来。所以我以为，要解决民众对富人超生的愤怒，关键还在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钢性。一味地加强政策的钢性，虽不说是缘木求鱼，却也是费力不讨好，你还真能不让富人出国，或把一个新（超）生婴孩的父母投入监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