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合：同门联合炒了“老板”

    在这里，博士生们习惯将导师称为老板，大家不自觉地一致认为，称导师很肉麻，还是老板更能够体现关系的本质。

    我的第一任老板是个香港男士，接近40岁，刚拿到博士学位，意气风发，野心勃勃，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由于在系里的脚跟还没立稳，他的主要经历都投注在写文章、申请研究基金上，同时也希望将学生都培养成研究助理，而不是独立思考的研究者。

    我最初的研究题目由他一手分配，其实是他申请的一个国际课题。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我负责收集材料、数据分析、写文章，几年下来，我混个博士学位，顺带帮他结了课题，出了成果，因为所有我给他写的文章加不加我的名字还要看我的表现。

    虽然心存疑惑，总是搞不清楚我是替他做事还是自己在读博士，这个课题是我的还是他的，本着谦虚向学的精神，我还是尽全力去做。

    日子一晃就是一年，问题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比较课题，所以研究理论和方法已经既定，说白了，就是拿国外的问卷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做一个翻版，看看结论有没有不同。对于真心想学新东西的我来说，这个研究方法一是缺少挑战性，二根本不是我的长处所在。

    我学哲学出身，博士转行教育学，自身长处就是抽象思辨思维，而不是数据统计分析。在博一的时候，虽然我选了三门数据统计分析的课，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研究统计书上，可是每门课都以抄同学作业灰溜溜结束，我依旧是一看到数字就头疼。这种被迫做自己不喜欢的研究的痛苦像一种慢性自杀，在欢快愉悦的朋友聚会时，如果有人突然问我研究什么，我会打个激灵，搪塞过去，内心深深为自己研究的题目感到羞耻。

    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说：“我可不可以不用定量研究方法，改用定性研究？”老板只看了我一眼，“要不然你就退学！”话音冷得我心上又结了三层冰。我打定主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研究，有半年，我们几乎失去了联系。

    老板可能根本无暇顾我，申请到几百万元的研究基金，春风得意云正起，俨然一副明日之星的样子。此时来了一个师妹，我们逐渐混熟。她的状态和我一样，也是帮老板做课题，几百万元的课题就她一个人在顶，老板说得很好，没问题，这个课题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师妹留了个心眼儿，拿了课题简介去咨询专家，问这个可不可以做成博士论文。专家看了只说了一句，美国有个类似的研究，50个人一起做了十年。

    师妹在家哭了两天，和我商量，我说要不然我们一起转老板吧，早转总比迟转好。系里也算支持，搞了三五个月，最终给我们两个分了个新老板。自此，在系里留下了“肇事者”的名声。我系首席教授一向以对学生慈爱著称，可我毕业的时候，生生就不愿意给我写封推荐信。

    第二回合：“符号暴力”让我们噤若寒蝉

    新老板是个独身女知识分子，年近六十，各个方面都以前卫和激进出名。我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都和她非常相符，所以说，系里的安排也算妥帖恰当。

    与新老板接触的过程，时不时让我想起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symbolic violence（符号暴力）”。当作家解释这个词语的时候，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女儿交了一个新男朋友，母亲非常不高兴，她没有采用肢体暴力行为勒令禁止女儿的交往，而是给脸色看，规定几点回家，晚回家就没有饭吃等。所以与通常所说的暴力相比，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是很难表述出来的暴力，不身处其中的人，很难了解其中的苦楚。

    最可怕的一点是，新老板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她渴望周边的人都爱她，可是周边的人战战兢兢，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因为高兴的时候，她面色和蔼，关注倾听，宛如朋友；可是一翻脸，就变成了严师。个中关节，很难把握。

    根据我和几位同门的总结，她对我们的态度常常和她感情生活的好坏密切相关，如果这一阵，她和男友情投意合，我们就要烧高香；如果感情不顺，我们就都要遭殃。她和我们同门之间还有一种不为人道的张力，那就是中老年妇女对年轻妇女的嫉妒。说来也怪，她的手下，1、2、3、4、5都是女弟子。一般年长老师都有一种培养下一代的胸怀，在她那里，我们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

    我和她表面祥和关系的破裂从我的三篇文章被国际顶尖杂志录用开始。还记得，我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跑来向她报告，而她喋喋不休地讲了两个小时，“中国的研究好发论文。”言下之意，不是你的研究做得好，只不过运气好而已。

    自此以后，我就在她心中留下了“过于自信，过于骄傲”的印象，而这种言论也多有在其他同门面前表达。后来我有一种感觉，每当同门在一起开会研究讨论的时候，我的发言常常被她打断，所以，最好不开口为妙。

    谈到毕业论文，又是一笔难言的苦，从要用什么理论流派、到什么时候交论文都是一场硬仗，光努力是没有用的，绝对服从才是真理，如果努力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就是死路一条。

    论文一共9章，每章都改十遍以上。你可能说，这个老板要求严格，假如你看到她写的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很难不这样说。可是如果你是作者，你看了那些意见很难不愤怒，因为很多意见本身清晰地表明她根本没有仔细阅读我的论文。交论文前的最后6个月是我一辈子也不愿意重来一次的地狱，有多少夜不能寐的晚上，我忧心忡忡地想，明天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在眼神不再清亮、瘦了十斤之后，感谢老天，论文还是交上了。

    其他回合：只有忍、让、盼着毕业？

    在这里读书的几年，遇到很多从内地前来读博的朋友，听说很多离奇的关于和老板相处的故事。最为离奇的要属这样两桩：老板跟学生说，你给我15万元，我就收你做学生；老板跟学生说，你的文章一钱不值。结果过一阵子，这个文章署上老板的名字寄给了一个顶尖国际杂志。

    我心中知道，“与导师过招”根本就是空谈，实际上没招可过。在一个不平等的霸权体制下，学生的待遇只取决于老板的个人素养。尤其是文科，评判标准极其多元，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好也不好。学生只有三招，忍、让、盼着毕业。

    日前，研究院来信中附一份问卷，希望我通过答问卷提高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与导师的表现，可是对于这样的问卷，我只是轻轻地将它扔到垃圾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