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主动将财产对外公开，接受审查、监督，我们不能说，这就可以杜绝所有腐败了。但是，当位高权重者主动将财产状况接受公权部门审查、调查的时候，无疑也在说明，最高行政长官和普通职员一样，都要接受公众监督和财产审计。普通职员有义务接受审查，行政长官更有义务和责任为普通公务员作出廉洁榜样和道德示范。

    主动接受调查，比被动接受审查更具有问心无愧的清廉动机和自信。一般而言，高层人物树大招风，更能引来是是非非，这时候，与其让人们胡乱猜测与怀疑，不如用“清水思维”进行无声反击，主动接受调查。这种廉洁自信与积极的政治心态，更有助于构建坦荡无私的君子风度。

    还有一层意思。潘基文的公开是一种真刀真枪的公开，而不是蓄意掩饰的“公开秀”。据报道，“潘基文名下在韩国的公寓住宅，价值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潘基文名下在韩国的住宅用地，价值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柳淳泽名下在韩国京畿道的非住宅用地，价值10万到25万美元之间；潘基文名下在韩国的银行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价值5万到10万美元之间”，这种公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被公开主体就像是玻璃鱼缸里的鱼儿，几乎没有了任何“财产隐私”，将财产公开到了如此“重量级水平”，腐败机会都被剥夺取消了，就是想腐败，也没有了可能性和机会。

    想起了我们的财产公布制度，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中央领导提议“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规定提出，“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适用本规定”。应该说，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纳入了公众监督视野，将能有效缓解、消除领导干部财产状况“模糊不清的真空地带”，这种天罗地网式的财产监控，对于遏制行贿受贿、隐形腐败，能起到较大的威慑作用。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官员对于这项制度却有一种天然的迟钝性，打擦边球，只公开不痛不痒的“鸡毛蒜皮的财产”，而对于大宗财产和重要财产避而不谈，“财产公开”弄成了“公开秀”，违背了公开的目的。

    潘基文的做法再次告诉我们，在制度和法律面前，官员没有任何“隐私”。如果自己的收入合法，就不用害怕调查，而应当像潘基文一样从容大度、若无其事、敢作敢为。

    切实执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步伐该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