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美国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的时候，也正是对真核生物的转录现象研究最热门的时候。世界上的生物可以分成两大类：细菌、蓝藻等低等生物的细胞没有真正的细胞核，叫原核生物，其他含有真正细胞核的生物则统称真核生物，包括人。转录现象是最基本的生命现象之一，它指的是遗传信息从脱氧核糖核酸（DNA）传递给了核糖核酸（RNA），也就是说，如何以DNA做模板来合成RNA。为什么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一套基因组，却会出现不同的形态和功能呢？这就跟转录过程的调控有关。癌症、代谢疾病等多种疾病，也与转录出现了异常有关。

    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比较简单，一般是由一个RNA聚合酶和一个转录因子来完成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它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大家就开始转向和我们的健康更密切相关的真核生物的研究。这时情形变得极为复杂。不仅真核生物的RNA聚合酶要比原核生物的复杂得多，而且其转录过程需要众多蛋白质因子的参与，已知大约有60种，最主要的是5种普遍转录因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导师首先发现的，也是我当时的研究课题。这些因子有什么样的结构和功能，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显然，要阐明如此复杂的现象需要许多实验室的分工合作。

    我有幸目睹和参与了这个巨大的谜团是如何逐步被破解的，错误的认识是如何提出而又被很快地纠正的。这项研究成果几乎是日新月异的。我记得当时《科学》杂志曾请学界权威预测21世纪的科技进展，不少人都提到真核细胞的转录之谜将会得到破解。而其实进入21世纪不久，这个现象的奥秘大体上都已被搞清楚了。

    既然这项研究如此重要，从中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个领域的头面人物大约有四五个人，我们当学生的有时候也会争一争诺贝尔奖委员会会挑选出哪三个人。所以，当听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终决定只让罗杰·孔伯格一人代表“今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孔伯格的获奖演讲）获奖时，我觉得有些意外，不由得胡猜会不会和他的父亲亚瑟·孔伯格的影响有关。老孔伯格同样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并早在195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和老孔伯格也有一面之缘。与小孔伯格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见到的，与老孔伯格则是有一年他到我们系做学术报告，我碰巧被系里指派负责放幻灯。老孔伯格研究的是另一个基本的生命现象：遗传信息的复制，即什么样的酶在复制DNA。1958年，他发表论文报告说他从大肠杆菌中发现、分离、纯化出一种能够合成DNA的酶——DNA聚合酶，并成功地在细胞外用这种酶合成了DNA。一年后，诺贝尔奖委员会以空前绝后的速度表彰了老孔伯格的发现：1959年老孔伯格和他以前的导师塞韦罗·奥乔亚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是因为发现了DNA的酶合成，而奥乔亚是因发现了RNA的酶合成而获奖的。

    这个奖颁发得的确有些仓促。在老孔伯格获奖十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所发现的DNA聚合酶并非细菌真正用于复制DNA的酶，在细胞内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另一种新发现的酶——DNA聚合酶Ⅲ。老孔伯格的酶（被命名为DNA聚合酶Ⅰ）只是在DNA复制中起修补作用（不过，这种酶后来在分子生物学研究和遗传工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值得老孔伯格欣慰的是，新的酶是他的二儿子托马斯·孔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发现的。托马斯现在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教授。

    老孔伯格的妻子是他的实验助手，他们一起共发现了一百多种参与新陈代谢的酶。他的自传有一个恰如其分的题目叫做《为了酶之爱》。他的儿子能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他们从小就被老孔伯格带到实验室参与简单的实验，像罗杰·孔伯格说的，科学理性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也许老孔伯格应该再写一本自传，题为《酶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