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留美同学来访，1973年4月29日的早晨，刚从牛棚改造归来的穆旦，应该和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到学校打扫厕所，而不是被组织安排到天津第一饭店去叙旧。

    相比昔日同学的衣锦还乡，穷酸落魄的穆旦受到儿女的埋怨。30多年前，他不顾李政道等好友“等一等、看一看”的奉劝，拒绝了数所大学的邀请，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回到南开大学。

    “我不回来，能有这么多作品吗？我不回来，难道就做一个人家的二等公民吗？”面对责问，穆旦表现得“理直气壮”。而翻阅此间他的文集，大多是《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应景文，加起来不足10篇。

    其实，此前他已被南开大学逐出讲堂，在图书馆“监督劳动”。直到后来，挑粪、担尿、拉煤，变成这位诗人的日常工作。诗歌创作早已荒废了，就连译诗也只能偷偷躲在水房旁边的小屋里。

    “整整三十年之久，人们听不到诗人穆旦的声音。”著名诗歌翻译家王佐良曾感慨。而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穆旦干脆就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诗人穆旦便崭露头角。他的爱情诗《诗八首》，被誉为堪与《长恨歌》比肩的经典长诗。当时，他还只是西南联大外语系的一名学生。小伙子的诗歌一扫风花雪月的缠绵，有一种罕见的“受难者品质”，仿佛“整个20世纪的苦难和忧患都压到了自己身上”。

    与这种风格相映的是他随之而来的命运。1942年，穆旦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成为杜聿明手下的随军翻译。由于军事失利，他所在的部队因掩护大部队撤退，不幸陷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

    很难想象，年仅24岁的文弱诗人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但对于这段经历，穆旦本人始终讳莫如深，偶尔被朋友逼急了，才会提起繁密的树丛中，露出森森白骨的可怕景象。直到半年之后，他才得以生还印度，却又因饥饿之后过饱差点丧命。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段奔赴沙场的传奇经历，却成为日后“历史反革命”的主要罪证。在一份自书的履历中，穆旦填写的本人成份是“伪军官”。而事实上，他连个国民党员都不是，只是在远征军当翻译时，杜聿明、罗又伦等将领，常常与他谈论诗歌。

    理所当然，回国不久穆旦便被定性为“蒋匪军的英文翻译”。每天上午8点，他去单位交待问题。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又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

    此时，当年那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早已不见踪影。在旁人眼中，他是个朴实无华的小职员，常常一言不发，神情忧郁，连天气如何这种打哈哈的话也不说。

    偶尔见报的诗作已不再充满“汗味、泥土味和干草味”，只是干巴巴地表达着一个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决心。在《葬歌》中他写道：“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也就因此……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此时，他悄然把全部的精力转向翻译。为了一个注释他能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各大图书馆，虽然心里明白出版的可能性极小。临终前，他把译作放进一个帆布手提箱里，交给最小的女儿：“你最小，希望你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他激动地对妻子说：“相信我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妻子一旁冷冷奉劝：“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不要再写了。”

    生命的最后旅程里，穆旦共留下了20多首绝笔，都是背着家人写的。这些诗都写在小纸片上，夹在随手拿到的书里，藏在挂衣架下，甚至撕碎了扔在纸篓里。

    其中就有那首震惊诗坛的《冬》：“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眼看冰雪消融，生命的灯也将耗尽。文学评论家谢冕痛心道，穆旦是“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只能从“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芒，感受他旷远的辉煌”。

    1977年，刚刚解冻，诗人却永远合上了眼睛。但直到那一刻，他也没能等来无罪的判决和译作出版的消息。他的家人后来在墓穴里放入一本1981年出版的《唐璜》。那译作倾注了穆旦半生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