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上讲，如果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法院就可以在对被告人的量刑上，酌情减轻。然而，实践中包括东莞法院在内的一些法院推出这种“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的措施，却遭到许多人的质疑，指责其可能会产生“花钱买刑”的不良影响。我以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过度提倡“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的措施，可能成为被告人要挟被害人的工具，从而使被害人更难得到应有的赔偿。因此，应当先创造公正的司法环境，再来谈“赔钱减刑”。

    从法律上讲，一个人犯了罪，不仅要负刑事责任，也要负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是法律应有之义。然而，当下却是：被告人被判刑之后，判决书判定的赔偿，被害人往往一分钱都拿不到，判决书成为了一纸空文；反而往往是被害人事先与被告人协商好了，被告人能得到减刑，被害人却能拿到赔偿。出现这种问题，当然与一些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有关（有些被害人拿到的钱，是根据事先协商好的同意减刑协议，由被告人家属出钱），但跟被告人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以赔偿来要挟被害人要求减刑也有莫大的关系，如果同意减刑就赔偿，否则就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如此一来，所谓的“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就会成为被告人以钱买刑，违反被害人意愿，损害被害人利益、损害司法公正的工具，这根本就不利实现刑事和解，不利建设和谐社会。

    因此，在谈“赔钱减刑”之前，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首先要建设一个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的机制，就是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有申请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先行执行的权利。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也应当主动扣押和冻结被告人部份或者全部财产，以便将来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得以执行，如此被害人才不会顾虑不与被告人和解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其次，要构建国家对于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机制，有些刑事被害人事实上是不愿意与被告人和解，但碍于经济上十分困难，急于得到一些赔偿，所以同意对被告人减刑，如果有了国家补偿机制能解被害人的燃眉之急，被害人就会更慎重地考虑与被告人和解；再次，就是要建立对被告人财产紧追机制，被告人在判刑时没有财产，并不表明其今后没有财产，也不表明其没有转移或者隐瞒财产，因此，司法机关不论在何时，一旦发现被告人有财产而没有赔偿被害人的，必须及时对其采取措施进行执行，以保障被害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考虑对被告人被判入狱后服刑劳动所得，抽取一部分给被害人的制度。

    只有在被害人出于内心自愿和被告人真心悔罪的前提下减刑，才能实现我们的轻缓刑事政策，才有利于社会和谐。缺失公正的司法环境，“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的措施，就逃脱不了“花钱买刑”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