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一边享受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和房屋升值、出租业繁荣、就业和税收增加等好处，却又在户籍准入上设置很多障碍，导致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一系列城市基础建设都缺乏前瞻性。这边城市新移民都潮水般“攻城掠地”了，一些城市决策者还在悠闲地喝着咖啡说：你们别进来，资源有限得很呢。比如北京市发改委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就“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确立“每年净增人口不宜突破20万人”的行政目标。但2006年一年，北京市净增常住人口就达43万人。我相信这是个不完全统计，因为很多常住人口并不愿意办理暂住证。

    我们对于城市化的问题可以没有前瞻性，但是对于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必须有起码的敬畏之心。我衷心地希望北京在对待流动儿童问题上能够成为全国的表率。首都作为首善之区，理所当然应该在制度公正公平、公民自由平等、社会进步和谐方面成为楷模。但是至少在流动儿童方面，在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中，它是反而落在广州和上海后面的。广州的流动儿童只要在当地高中读书三年就可以平等参加高考，上海的户口准入和居住证制度比北京也宽松不少，而北京只有每年1．2％的户口指标而且优先享受的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大学毕业生。

    中国的“国内移民潮”迄今已达到1．5亿人以上的规模，而且还会不断加速。但他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目共睹，其中最要命的就是移民二代的平等受教育权和平等出路问题。至少有2000万以上随父母流动的孩子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跨省流动的孩子甚至无权参加当地高考。由此导致移民二代心理健康问题较多，敌视社会的心理很强。这是比新移民的暂时贫穷更尖锐的社会问题。

    人们不应该忘记，2005年10月在巴黎点燃导火索的法国骚乱，没有任何预谋，却在短短11天内波及法国300个城镇，超过4300辆汽车被焚毁，800多人被捕。法国巴黎郊区埃夫里市市长感叹说：“我们正在为30多年来的社会、地域、种族隔离付出代价。”在我国，移民二代的权利平等问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破坏性事件的蔓延不会有任何征兆，如果发生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损失将是巨大的。我们应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办法只有一个，正如法国就业机会平等部部长贝格贝所说：“只有通过消除歧视，而不是部署更多防暴警察，才能重新恢复秩序和平等”。

    令人欣慰的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一项调查显示，近7成广州人赞成农民工落户。对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无条件赞成者占37.1％，有条件赞成者占28.2％，不赞成占34.7％（《南方都市报》1月30日）。中大教授刘林平分析指出，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它也会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而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又成为现在制度的支撑和制度变革的阻碍。这可能是我们研究农民工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课题组的专家也高兴地看到，城市居民对于以户籍改革为主要突破口的二元体制的改变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其中，接近四成的人无条件赞成农民工可以在城市中落户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