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曾读过一本《苦儿流浪记》，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知道人是要奋斗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这是一位外国作家写的，讲的是外国发生的故事。现在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中国人写的苦儿流浪记，它的书名叫《党啊我们的母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一个苦孩子的故事。父亲和他二姐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了，自己也挨炸耳膜被震坏。母亲带着孩子艰难度日，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学。是一位老师，看到他很想读书却没有钱，把他引进一所对苦孩子免交学费的学校。这位老师还帮助他交了书费。这个苦孩子又参加了孩子剧团，经历沪、苏、豫、鄂、湘、桂、黔、川8省市，行程两万里，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最后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当上了副校长彭真的秘书。在中央党校他听过毛泽东主席讲课和讲话十多次。在延安，他访问过徐特立、董必武等许多老前辈，还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爱。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担任哈尔滨、黑龙江的团委书记，还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之后又担任新创刊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这一切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苦孩子上学的老师是地下党员。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苦孩子传奇性的这一切。这本书名定为《党啊我们的母亲》，也就很自然了。

    比起那位苦孩子，我可没那么幸运。我比他小一岁，从小学开始同样遭受国难的折磨。我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知道有一颗希望的红星正照耀着中国。我从报刊上知道，延安抗日大学正在招生，我的心也早就飞向了那里。但是一个刚从小学毕业的孩子，什么关系也没有，怎样到达延安呢？我是之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找到了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15岁。

    与那位苦孩子见面，是1954年我从上海被调到中国青年报担任副总编辑的时候，他就是另一位副总编辑陈模。我和他都满怀激情地工作，把中国青年报办得生动活泼，不但为广大青年喜爱，也受到许多中老年欢迎。没想到，1957年“反右”斗争的黑云吹来，陈模和当时在人民大学学习、少年时在工人运动中入党的我的老伴陈敏先后被划为“右派”，我到1958年也被定为“右派”。

    为什么明明是从少年就在党抚育下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却突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呢？为什么有这样奇怪荒唐的事情？

    在陈模这本《党啊我们的母亲》50万字、记录了50多个故事的书中，讲了许多令人振奋的革命故事和先进人物故事，也讲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如《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古大存是在1924年入党的革命前辈。陈模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做秘书工作时，古大存是秘书处主任，是陈模的老领导。大革命时，古大存曾任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总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他和一些广东地方老同志对当地和华侨情况比较熟悉，对当地“土改”主张实事求是地“宁慢莫乱”，被定为“地方主义”。古大存最后竟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直到1966年在“文革”中含冤逝世。广东仅“地方主义”受迫害的竟达两万余人。陈模在书中沉痛地说：“我们党在长期革命中，在内部肃反和审干中有过许多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肃清AB团’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事后也纠正了、总结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还要一犯再犯呢？”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共产党终于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党啊我们的母亲》一书中，有一篇《邓小平力荐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大举平反冤假错案》，记述了这个伟大历史转折。胡耀邦在1980年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说，平反冤假错案，哪一天不解决，哪一天就不会有安定团结，党心民心就不服。他以曹操《为解宣议陈矫下令》一事说：“1700多年前的一个封建主，出于本阶级的利益，都晓得如何正确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难道我们自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员连这一点本事都没有吗？”胡耀邦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在1978年后的几年中，为全国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解救了大批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优秀儿女，使他们摆脱了精神枷锁，以饱满的精力投入了“四化”建设。其中包括薄一波等61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叛变”案，包括为邓小平、陈云、刘少奇平反，为彭德怀、贺龙、陈毅等老帅平反，为邓拓等“三家村”平反，为沉冤22年的50多万“右派”平反等。中国青年报当年有那么多人被打成右派，并不是胡耀邦的责任，他却三鞠躬向陈模等同志道歉，陈模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人说，有一种“两头真”的干部，青少年时为真理而斗争，中年时受尽屈辱和挫折，老年时继续为真理而奋斗。陈模就是这样的一位干部。

    这本《党啊我们的母亲》一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和50年来的风风雨雨。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看清未来。这不正是将在崛起中国要担任新的历史使命的青年朋友们，都应该一读的好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