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志良（1902~1998）满族，字心如，北京宛平人，故宫博物院元老之一。

    那是个寂静得令人窒息的夜晚：那志良辞别家人，乘坐警车来到火车站。与之同行的，是载满木箱的一大批板车，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故宫神武门出发，穿过朱色城墙，出午门运入前门火车站。

    临别前，面对家人何时归来的疑问，那志良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木箱里盛放的百万件故宫国宝何时才能再运回来。

    “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的考虑，南京政府着手准备南迁文物。1933年2月5日凌晨，正是秘密运送文物出京的日子。

    作为押运员，那志良形容此情此景“非常凄凉”。早已戒严的马路两旁，站立着大量军警，“除了车辆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

    这与他8年前进入故宫的状况颇为相似。当时，溥仪刚刚搬出紫禁城一个月。这位逊位的皇帝，早早以赏赐溥杰的方式将数千件文物转移出宫。那志良所在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就是来收拾这一烂摊子的。

    不难想象，故宫里一片混乱。由于天气寒冷又没有生火，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通通冻成冰块。那志良查报文物时，先要把笔尖含在口中，在墨盒里摩擦抹几下，方能写字。

    虽然不到一年“善后委员会”就解散，但那志良再也没有离开。他进入新近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工作直到逝世，一共69个年头。

    为了避免国宝运送时受到磨损，那志良可谓绞尽脑汁。易碎的瓷器搁在木桶里，用棉花隔开后分别包装。笨重的石鼓糊上高丽纸，再裹两层棉被，最后放在塞满稻草的木箱。玲珑的玉件不能和沉重的玉山子一起打包，因为容易撞击破碎。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真正的危险还在路上。安全运抵南京三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也岌岌可危。于是，时隔四年，那志良等人兵分三路，再次护送国宝南迁。

    相比之下，此行更是惊心动魄。当中路文物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中国船只，而日军已经开始轰炸南京。押送官与一艘英国船只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帮忙。而迎着日军进攻方向的北路，一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南路也是如此，在岳麓山上开洞贮藏还未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

    “那真的是逃难。”押送员梁廷炜的后人说，“我们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前脚一走，后脚那儿就炸。”

    对此，那志良解释是文物有灵。他回忆说一辆卡车曾经翻过，但里面的宝贝丝毫无损。尽管如此，他时刻提心吊胆。在翻越秦岭的路上，下起漫天大雪。“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司机紧张得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他形容说“不寒而栗”。

    历经磨难的那志良把守护国宝视为毕生事业。1948年，他第三次运送故宫文物到台湾基隆。

    一次到纽约展出，美国《生活》杂志前来拍照。为了凸现一个清代瓷碗的薄度，摄影师执意要捉来苍蝇放在碗内，这样从外面拍照，苍蝇便清晰可见。然而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却遭到那志良的拒绝。他坚持认为国宝不能沾有污浊之物。几经争执，摄影师换了一只草虫。

    不仅如此，他家中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他把这称作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甚至，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准购买古玩。

    像许多普通人一样，这位故宫元老闲时喜欢喝杯小酒，在家中养鸡种菜。为了省钱，他一直坐公共汽车，连牙疼去医院看病也是如此。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才写完回忆录《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他对家人说：“70年是个整数，我就揩油一年吧！”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单士元访问台湾，时隔数十年后再次会面，俩人都已是垂垂老者。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四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经故去三位。而那志良也迫不及待询问当年留守在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

    慨叹往事如烟的两位老人，谈到艰险护送文物之时，攻占故宫的日本人，掠去大量的铜器去天津冶炼，以制造杀人武器；远在长春的溥仪，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仓皇出走，留下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士兵哄抢，要么被毁坏，要么流入民间。

    幸亏，自己护送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虽然颠沛流离却安全抵达四川峨眉。5年的时间，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

    单士元每说至此唏嘘不已：“看今朝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我与那公心里知道，海峡两岸故宫各剩一人了。”

    4年之后，两位元老相继去世。从此有关故宫当年活的历史，便随他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