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95岁以后，极少见客人。季羡林先生多次说，“不要打扰老太太。对她最好的尊重，是给她安宁”。这么多年，她深居简出，仿佛“婉拒”是她的必修课。多少大家见她都很难，更何况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辈”了。

    2005年8月，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诞辰400周年。忽有人对杨绛先生翻译的《唐吉诃德》译本提出异议，话说得有失尊重。杨绛先生自然不会开口，学界却为她鸣不平。作为媒体人，这种时候我觉得不该跟风起哄。隐约记得杨绛先生曾写过《记我的翻译》，文章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其中谈到翻译《唐吉诃德》的前前后后，也谈到另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过程。我想摘录发表，通过杨绛先生的法律顾问吴学昭先生引见，我把电话直接打到杨绛先生家里。

    你说话一定要大声啊！阿姨先在电话里叮嘱我。然后传来杨绛先生的声音：我现在快成一个聋子了……她声音很轻，很慢，很稳。我说明意思。她清晰地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可以借书给你。我听了高兴，能够去她家，真是三生有幸。

    杨绛先生三里河的家，可谓闹中取静。那是夏季里最热的一天，我一路驱车，神思凌乱，闯了很多红灯，可以想象形象是多么不堪。但在敲门的一刻，人忽然从内到外安静下来。

    她穿浅色的棉布衬衫。很安静，很友善，走路很轻。她引我到客厅沙发，吩咐阿姨倒茶。她以平淡回答我的敬意，在沉默里又有妥帖舒适之气。她双手向心抱拢，微笑道，我耳朵听不清楚，戴助听器呢耳边又像是打雷。不过我们可以笔谈。我瞥见铅笔和白纸就放在茶几上，是她早准备好的。

    我不能相信她的年龄。在我喝茶间歇，她忽然起身回房，搬出几本厚厚的《杨绛文集》。她回身坐下，可能是嫌茶几距沙发太远了，忽然发力猛地一下拉动了茶几。然后她完全不顾我的惊讶，准确翻到《杨绛文集》第67页，提示给我看。

    你读过的《我与＜吉尔·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这儿？她手指着问。在《记我的翻译》一文里，哪些是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哪些是关于《唐吉诃德》的，她都用铅笔一一做了注释。从哪起，到哪止，接续到哪里，并在一些名称下面画了横线。我一一记下。听不清楚的话，都写在纸上对谈。她头脑清晰，心思细腻，反应一点不比我慢。就在我刚要拿出相机、提出一些非分要求之前，她忽然问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是记者，好不好？

    我的礼物其实她已准备好了——一枚三联书店特制的《我们仨》书签，上有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钱媛女士三个人的印章。我看她的心情好，就指着《我们仨》的一张照片，问是在哪？“那是1950年清华校庆日的清华宿舍。当时我们住清华，和林徽因是邻居。”她缓缓道，“我抱的小猫刚满月。这双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

    我把文章摘录更名为《我与钟书的翻译往事》，刊发于9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文中有这样的说明：“《吉尔·布拉斯》的翻译给我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我问钟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他的话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自谦道：“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她淡薄归淡薄，对于疑义也不会主动说话。但对于学术，却是极认真的。

    我第二次去她家是送报纸。那天，刚巧三联书店刚刚出版《我们仨》的姊妹篇《我们的钱媛》一书。她表示“可以送你一本”。她用笔慢慢在扉页写下“徐虹……”，再往下写，是“小”字，结果她写的字，居然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旁说，杨先生真是给足面子了！我心里当然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