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主席铁凝刚刚在《中国青年》上发出“一个大国养不起作家是悲哀”的感慨，湖南作家黄辉就被重庆富婆红艳以协议的方式“包养一年”。而有关包养和资助的区分，在语义上或许泾渭分明，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也确实进入到一个模糊区域，让人浮想联翩。

    无论是包养还是资助，古往今来，像红艳那样以贴现的方式支持作家的富婆不计其数。其中最无私的当数华伦夫人，华伦夫人就靠法国皇室提供的年金，养了卢梭整整14年。另一位较有代表性的富婆则是斯达尔夫人，这位写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才女，在伏尔泰、歌德、席勒等人遭遇经济上的困扰时，以其慷慨和美丽，滋润并慰藉他们几近干涸的肉体和心灵。

    在红艳的博客上我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红艳除了是富婆之外，她的另一重身份是作协会员。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像黄辉一样的不知名作家，她对作家生活的清苦可以说是深察其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她包养男作家的创举，理解成一位基层作协的会员，主观并能动地为作协排忧解难。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如果有更多的富婆包养作家，相信铁凝女士就不会为作家是否需要供养而烦恼了。

    实质上，有关作家的供养问题，在铁凝当选作协主席之前就存在。在作代会之前，东北作家洪峰就通过上街乞讨的方式，希望有关单位落实待遇。不论此举是否恰当，但它确实激发了社会有关作家供养制度的思考。尽管不久洪峰退出了作协，可很多人愿意相信，正是洪峰放大了一部分被文学市场冷落的作家们的生存窘境，之后，就有媒体披露了湖南作家黄辉想被富婆包养的新闻。

    我们一直不加区分地使用作家这个称呼，从而模糊了这个称呼背后其实还有身份、职业或者作协会员的分别。社会上很多人将作家这个称呼送给一些有写作欲望的人，写得多了，写得好了，就会被吸收为作协会员。同时，作协还有个层次之分，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全国的，就像爬楼梯，一级一级往上升。十几年前的作协会员证还是蛮稀罕的物件，笔者就目睹一位知名女诗人的老公，在美术馆门前当着漂亮女售票员的面，啪地掏出作协会员证，从而赢得了小姑娘仰慕的目光。

    文化市场化之后，专业作家们就被市场之手无形之中划分为两类：一类如鱼得水，如陈忠实、贾平凹等，在享受工资、福利的同时还能拿着丰厚的版税；另一类的日子则是越来越窘迫，除固定工资外，福利越来越少，饿不死，也吃不饱。而体制外作家则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们既不在乎作协的福利，也不在意作协会员的荣誉。写出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要不，就像黄辉那些玩网络文学的湖南老乡一样，耗在网上也能年薪百万；实在没办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如包养黄辉的红艳，先得找个正经事儿。

    回到“作家是否需要供养”的问题上。首先，一个大国是养得起作家的；其次，一个大国的作家是有法子养活自己的，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国家供养。黄辉和那些体制内作家的区别在于，在等不来、靠不住的前提下，他以另一种方式走入了市场；同时，他又区别于那些写出畅销书的当红作家，作品畅销说明作家拥有广阔的市场，而黄辉的文学期货市场则被红艳一人所垄断，他终究以文学的名义推销并出售了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不赞成国家向文学投入，但国家的投入完全可以落实在选题、题材或作品上，落实在创作活动上，并不一定要落实到作家身上。那些体制内作家真要是断奶断粮了，说不定就能横下一条心走出书斋，走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走进广阔的文学市场，真要到了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满怀喜悦地向铁凝主席汇报：一个大国的作家要靠国家来养活，多寒碜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