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改革近30年来，中国基本是在开放时期度过的，因为科技手段的广泛普及，今天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类文明的许多共同结晶，已有了基本的认识。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有了很强的法制观念和人权观念。一般来说，居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前提下，不会主动和政府产生对立。在强弱冲突中，作为强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为判断事实的基本前提，通常会把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们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其实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选择的意愿。

    梁：我注意到国家最近在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时的思路已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比较真切地了解到了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实的判断，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会矛盾。这个思路改变后，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观念就转化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因为自己利益受到伤害而产生过激行为的人。

    毕：过去专门研究中国政府行政的学者常常说：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在不讲阶级冲突的社会中，对政府来说，确实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说提高执政能力是最关键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的行政。

    梁：实事求是，敢于承认现实矛盾，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许多非常精辟的判断，比如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那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但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今天已没有人认为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道理非常简单，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一句话，太穷了。而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出了问题。改革开放前，广东人冒险偷渡香港的事时有发生，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有什么目的，如何如何。邓小平的判断非常简单：香港的工资高嘛！这看似简单的判断中，包含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对社会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没有这种洞察力，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

    毕：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思路的改革，对提高政府行政水平很有帮助。有时候思路一调整，顿时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同样，对思想文化问题，我以为也要有新的思路。首先对政府管理者来说，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时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