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的白色瓷盆中，散落着十来张皱巴巴的纸币，还有一些硬币。一共是一百零五块六毛。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毛是一角一角的硬币，是个穿碎花外套的小姑娘给的。

    周淑红默默地数着。她跪在郑州市儿童医院门诊大楼里，佝偻着身子，双手撑在膝盖上。

    从早上7点半开始，楼道的钟响了4次。她除了偶尔挪动麻木的双腿，始终没有站起来。

    2月8日，已经28天了。这位22岁的母亲不再害羞地低头，而是透过凌乱的头发，盯着白瓷盆里的每一分钱。这些跪着讨来的钱可是孩子的救命钱。她8个月大的四胞胎儿女中的第二个男孩，两个月前突发高烧并昏迷不醒。在当地医院的建议下，周淑红和丈夫王大伟连夜从周口老家赶到郑州求医。

    当时，小两口身上只揣了400元钱。自从怀上了四胞胎，北京打工攒下的万元积蓄早已花光。如今，每个月买13元一袋的三鹿牌奶粉，就要花掉上千元。

    “这可咋养呀！”王大伟很是心急。事实上，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早在妻子怀孕期间就为此奔波。他深知每月1500元的打工收入，远不够抚养4个娃儿。

    那时在北京干装修的他，抽空就拨114打电话。从卫生到民政，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非政府组织，他找了不下10家，每个月光电话费就花去工资的五分之一。

    可惜，对方的回答总是惊人的相似：对不起，没有针对四胞胎的特殊政策。

    孩子好歹是生下来了。这次，当王大伟得知老二患脑膜炎和脑积水，需要住院治疗时，再度想起了求助。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他，家中6个大人挤在3间瓦房里。唯一的电器是台17英寸黑白电视，信号差得只能收一个台。

    眼瞅着卖玉米和借来的3000元钱，“哧溜一下就没了”，他开始重复一年前的行动。每天留下老婆在医院照看孩子，他和父亲拿着大队开具的贫困证明，来往于郑州、周口两地“能想到和问到”的所有部门。

    但市长热线说你该去找扶贫办，扶贫办认为这事儿归卫生局管，卫生局建议咨询社保局，社保局又让问问计生委，计生委解释说没有规定，红十字会答复脑积水不属于重病大病……

    忙乎了一圈儿，王大伟记不清楚下跪了多少次，哭了多少回，依然得不到帮助。而此时，家里穷得连弟媳都跑了。他身上只剩下40元钱，但孩子第二天的700元医药费依然没有着落。

    走投无路的母亲想出下跪乞讨的办法。她劝阻了丈夫和公公，坚持自己跪。次日，周淑红喂过孩子，拎着医院里发的白瓷盆，摆一张公公用毛笔写的求助信，跪在了医院门口的马路边，因为“来往医院的人多，可以多讨点”，尽管身后的蘑菇形垃圾箱常常传来令人恶心的馊味。

    这么一跪就是30天，每天10个小时。每天能讨到四五百元，勉强撑得起儿子的医疗费。

    到第28天，郑州下起了冻雨，她从马路边搬到门诊大楼的进门过道里。雨水透过漏水的房顶溅到身上，淋得30元买来的紫色棉袄湿漉漉的。

    “呼……”她长舒口气，蹒跚着爬起来。该给孩子喂奶了。这是她跪着乞讨10小时中唯一的放松。

    经过一段治疗，孩子已经有所恢复。“他的眼睛又黑又大，像爸爸。原先的皮肤又白又净，像我。”她自豪地在电话里描述。

    经当地媒体报道，夫妇俩陆续收到来自各方的爱心捐赠，其中包括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目前已达7万元。

    2月10日，在第30天里，周淑红结束了下跪乞讨。

    但闲言碎语也随之而来。有人怀疑，王大伟用的高档手机，“不像是穷人家买得起的”。还有人质疑，比他们更穷、孩子得病更重的家长都没有下跪，周淑红纯粹是炒作。同时，院方通知他们，要求以郑州市红十字会的账户接受捐款，以便更公开透明地使用善款。

    王大伟解释说，自己的摩托罗拉手机是在外面打工时买的二手货，一直没舍得用，所以显得比较新。他们也愿意接受红十字会的监督。

    记者致电医院党委办公室，一名女工作人员表示：“像她这样影响不太好，干扰了医院的正常工作。这样乞讨是拿医院做了平台嘛。关键是，国际影响非常差，不利于和谐社会。其实我们医院每年光救助弃婴就要花去数十万元。”

    周淑红觉得很委屈。由于持续下跪，她的双腿又红又肿，如果没有热敷，会疼得睡不着觉。虽然大概懂得“和谐社会”和“国际影响”其中的利害，但她不明白，“即将没命的孩子谁来管过呢？怎么现在呼啦呼啦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