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中国的出版问题，具体到纸质出版物来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书籍，二是报纸，三是期刊。现行行政管理，对这三方面，基本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办法。出版的管理，不同于其他行政管理，大体可以说是一种命令和强调性管理，作为企业性质的出版集团和其他相关出版部门，在这方面没有多大的自主空间。

    梁：对期刊的限制已有很多年了，初衷也许是为了更好的管理，不要让不健康的杂志泛滥，但长时间对中国期刊的严格控制，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化艺术和学术的繁荣。现在对期刊的控制主要是在总量上。因为中国的出版单位，基本以省级行政区划为主体，也就是说，只有省级以上才有出版管理部门。期刊的总量主要指一个省共有的期刊数量，增减只能以总量不变为准。也就是说，现在一本新期刊的出现，必须使用的是在已有总量中的登记刊号，减少一个才能增加一个。在总量之外，不可能再有新的期刊出现。

    毕：作为行政部门，人为设置期刊的准入制度，固然有便于控制和管理的考虑，但长期保持这种制度不改变，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学术文化的进步是不利的。设置这种制度的时候，中国的出版业基本还是事业单位，但近几年中国出版界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出版集团的建立，使中国出版业更多具备企业因素。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人为限制期刊的准入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出版业的自由发展，使其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梁：期刊号的获得，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在这方面想有所作为的出版人士，很难有用武之地。同时因为控制过于严格，导致出版界变换方式来应对这种局面，这就是现在普遍存在的“一号多刊现象”。因为不能正常获得刊号，只好用这种变相的方式来代替。对于出版行政部门来说，“一号多刊现象”，其实不但加大了管理的成本，也对管理期刊本身更加不利。从理论和实践观察，现在一本合理的期刊，可由双月刊变成月刊，是为一变二，还可变成旬刊，是为一变三，更有变成周刊的，是为一变四。虽然期刊总的名称不改变，但在操作中可以淡化原有期刊刊名。表面看控制住了总量，但所有的期刊到底变出了多少，反而不好掌握了。那些因为业务正常发展的期刊，把变出来的期刊自己经营，但更多的期刊，特别是那些经营不善的期刊，则把变出来的刊号，作为一种有偿的资源出售给那些具备经营能力的人。这就是说，因为严格控制期刊号的正常准入，最后导致一种新的期刊变脸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两个寻租空间，一是已具有刊号的期刊，设法获得行政许可，变成几本期刊，它要向上一级的行政部门寻找机会，同时给行政主管部门创造了寻租的可能；二是已获得期刊号的部门，要设法把这些期刊号向市场出售，也造成了寻租的机会。从法规上说，“一号多刊”是不准出售的，但事实上，没有不出售的。

    毕：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早就指出过，当一种规范制度僵化不变时，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出现弹性现象，同时产生系统性的非遵从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比如出版界的“卖书号问题”，其实早已具备了“相当明确的行为类型”。没有出版社会承认他们有这种行为，但可以是合作出书，可以把所有出书的费用打到出版社指定的地方，在出版社认可的印厂制作，或者由出版社正常出书，作者全部包销等等。这些行为早已为业界多数人采纳，而不是行为者私下接受。在组织形式上，有相当完善的社会机制，它由暗中合作的参与者构成，包括那些社会中的执法者。这些行为极少受到惩罚，偶然有，也多是象征性的。

    梁：任何管理，都是为了把管理对象的行为理想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好。但当我们制定的一些规则，在操作上早已变形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修改原来的制度呢？我们总是想别人违规，但很少想那些规则本身有多少合理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