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法律凡是带有‘促进’二字的都显得比较‘软’，‘硬’不起来，我希望这部法律真正能对我国的就业促进有一点硬措施。”郑功成委员说。

    包括郑功成在内的多位委员均认为，目前的就业促进法草案显得有点“软”。他们所说的“软”，指的是就业促进法的主体是政府，但目前草案对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责任规定得不够。同时，草案中规定的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支持比较原则，缺乏硬约束，对违反本法者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也不够清楚。

    作为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只有1200万个，年度就业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制定就业促进法旨在促进就业，建立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责任，将促进就业明确为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并作为评估政绩的重要指标。”郑功成委员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经济增长优先，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优先于就业等社会发展目标。

    草案提出了许多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但委员们普遍认为，总体上说草案宣示性的条款过多，缺少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

    林强委员举例说，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适当的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但“适当的资金”到底是多少，弹性很大。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提出要“加大财政在就业再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他建议草案应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加大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财政投入的刚性和力度。

    郑功成委员认为，加大政策支持方面的硬约束应该包括财政预算中对就业的支持，政府主管部门对就业市场的监管，以及有效鼓励雇主或用人单位多用人等。一些委员则建议，政府应该就落实本法的情况定期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加强人大对政府执行本法情况的监督。

    就业市场不规范，劳动就业有效匹配不高，就业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现象是重要原因之一。草案为此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歧视劳动者，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

    相对于过去《劳动法》仅规定四种就业歧视行为而言，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林强委员指出，尽管草案扩大了就业歧视的定义范围，却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

    “如果法律缺乏具体的反就业歧视措施，这部法律的法律效力会大打折扣。”郑功成委员表示，虽然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这部法律的施行全面解决就业歧视现象，但至少要在法律中对禁止就业歧视给出明确的信号和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