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振声先生的情况，许多新闻稿件是这样介绍的：“李振声，遗传育种专家。毕业于淄博市第六中学，1951年考入山东农业学院农学系。参加工作后，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农业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遗传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术会议组委会主席、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组委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在花了近三百字罗列了李先生曾经担任和正在担任的官职之后，才介绍李先生的主要业绩是在小麦远缘杂交和染色工程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科研成就，而不是那些罗列起来的官职。我国的大小官员多如牛毛，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稀世之宝”。介绍一位科学家，不首先介绍他的科研成就，而是把他的各种官职摆在首位，这实在有些画蛇添足，本末倒置。

    如果这仅仅是一则新闻稿件写法上的不严谨也还罢了，可“乌纱高于学术”的思想，却比较普遍。这暴露了“官本位”在当今社会依然根深蒂固，科学界也未能幸免。官职，似乎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东西，比科学家这个“人”本身重要，也比科学家的科研成果重要。诚然，当官如果能够恪尽职守为民服务也是“善莫大焉”，科技界也需要有人担负行政职务。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并不需要拥有那么多的“乌纱帽”。太多的“主任”、“主席”、“常委”、“院长”之类官职，会分去科学家许多时间和精力，甚至让他无法潜心研究学问。

    诚然，李振声先生在“乌纱帽”的重压之下，依然在科研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这让人敬佩。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有潜质的研究者，正在被“乌纱”所累，最后不得不放弃学术之路。这对中国的科学进步，何尝不是一种损失？

    可见，“官本位”不仅会给科学家本人造成重大损失，更直接影响了学术风气，导致学风浮躁，学界如官场，滋生腐败。这一点，我们的教训可谓多矣。

    科技史上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对于这一难题的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科举取士，读书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升官发财，这样一种“官本位”的方针，势必导致人们把聪明才智都用在谋求官职上，真正肯潜心研究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可以说，“官本位”至少是扼杀中国科学发展的罪魁祸首之一。

    今天，中国的科学正在重新取得巨大进步，它需要更宽松的氛围，更纯粹的学术。如果不彻底清除存在于科学界的“官本位”，不革去压在科学家头上沉重的“乌纱”，把学术从官僚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就会面临阻碍。

    因此，就整个中国科学界来说，整顿学风，清算“官本位”，乃是当务之急；就广大科研工作者个人来说，轻“乌纱”重学术，方是学者本分。李振声先生获奖受之无愧，人们应该祝愿他取得更大的科研突破，而不是当更多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