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知您怎么看？

    杜：在日常生活当中，中国大众对于美国一般的知识比较熟悉，对美国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耳熟能详，对于美国产品，哪怕是速食品，也很热衷，不说泛滥成灾，也是非常普遍的。这和美国对于中国相对地不重视和不感兴趣明显不同。但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表面的。

    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和现实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从欧洲过来的汉学传统，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几乎都有几十年的汉学研究的传统，成绩很大。另外一个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也有很优秀的学者和机构，他们的研究都非常细致。美国有一个习惯，就是对它的强势可能面临的威胁，很注意研究，这是不太健康的，但是一个事实。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美国的研究在人力物力的投入和研究的广泛深入上都比较欠缺。美国知识界，比如几个重要的时事杂志，他们对于中国的各种数据和各种人物的熟悉程度，都是中国知识界对于美国的了解不能比的，比如，对美国某一个州的历史文化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所以对于美国深层的文化体系，还要花很大的力气。

    张：有一些人觉得美国没什么历史，不值得研究。

    杜：美国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它的积累非常丰厚，没有间断，承继性很强。同时，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研究它的历史，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人在做研究。比如美国内战时期的某一个将军，甚至某一个士兵都有大量论文。很多报纸、杂志、博物馆、歌剧院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波士顿就有很多百年老店。而中国还有很多大的思想家还没有人碰过。美国的历史比较短，但是很厚。我们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断层比较厉害，现在的集体记忆比较薄弱，对于传统文化有脱节的地方。

    张：我们在“知己”和“知彼”两个方面都有欠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必经环节，好的翻译作品本身也是经典。但是近年的汉译西方学术著作问题比较多。

    杜：最近几年，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所谓“大趋势”、“大竞争”、“全球化”之类的“畅销书”翻译得很快。但是，西方很多重要的思想家的全集，才刚刚开始翻译。西方对于汉语经典的翻译从利玛窦以来也很有成绩，有的汉学家用毕生的精力只翻译中国的一本书，是很到位的，但是目前还集中在先秦和两汉，宋明时期的就比较少。而中文世界对于经典以外的著作，特别是很有研究深度，对于了解美国历史文化有重要帮助的著作翻译不够。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最近公布了任何人要了解美国和西方必读的一百本书，这一百本书翻译到了什么程度，也值得怀疑。好的翻译是可以把原作品的风味和特色用另一种语言解剖和彰显的。

    张：有的学者认为中古以降对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玄奘，因为他把一个异质的文化和本土的文化在思维模式和表现形式上真正融为一体。也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进程类似，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杜：一些印度学者介绍说，玄奘在印度的时候，和印度最好的学者有非常好的交流，经常参加各种不同的辩论，并参与早期的一些佛教学院的建设，对于印度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不仅仅是“取经”。他回国以后主持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翻译团队，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如华严、天台、禅宗、净土宗等流传很广。玄奘之后，他所代表的法相唯识宗在中国到了近现代才有新的发展。玄奘无疑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但是近八百年来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朱熹。即使以佛教为例的话，西方文化的有益因素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还有一个方面是唐代是中国的鼎盛时期，玄奘主动地“西天取经”，完全没有战争或武力作后盾。这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背景很不相同。

    杜：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的相互交流是很特别的，完全是在和平、自主、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吸收是充分的。而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是在很被动的情形下接受的，经历了很痛苦的沧桑。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受惠者，反哺不多。而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已经贡献了很多，曾经是西方文艺复兴的重要参照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契机已经出现，互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有一些西方人同样缺乏知己知彼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