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关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3月10日，本报与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蔡继明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的问题，近年来一直争议不断。那么收入差距到底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有一部分差距是合理的，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蔡继明指出，对收入差距要做结构分析，从目前来看，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收入差距最大的是城乡之间。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收入的3．22倍,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28倍,又上升了0.06个百分点。而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不止3．28倍。”蔡继明说，“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在工资以外所享受的福利，如单位补贴以及城市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因素，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据估计在5倍以上。”

    说到城乡差距，任玉岭深有感触。这些年他走了很多地方，发现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人均收入已经较高了，但是在西部一些落后地区，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元到300元。“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大家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而不是让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不能一谈公平，就喊这是杀富济贫。”

    蔡继明强调，如果是按贡献拿到的收入，再高也是合理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富甲天下，但没有人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公平。所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城乡之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对此，老百姓意见最大。“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均由国家授权某些企业经营，由此造成了这些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并没有如数地交给国家，而是留给了企业，由此导致这些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那些竞争性行业。由此造成了分配不公。”

    他们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问题。

    任玉岭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最大的不公在城乡之间，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是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只有推进城市化进程，减少农民的数量，让这些农民成为城市里的工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

    蔡继明说，“现在农村平均每户占有的耕地数量是7．5亩。靠这点人均耕地，一年投上几千亿元，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如果把资金用在城市化上，让更多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只留下较少的人在农村，这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将显著增加，由此他们的收入也会快速增长。”

    在城市每年约有1000多万失业人口的情况下，再允许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一些城市居民也担心，农民进城后会和他们抢饭碗。对此，蔡继明的看法是，农民进入城市，他们本身也会带来需求，他们自身也会互相地创造就业机会。

    任玉岭认为，只有城市化才能更快地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蔡继明说，如果在本世纪中期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城市化的水平至少应该达到70％到75％，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每年至少要有14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为此政府必须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第三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吸收民工就业，这个应作为我们考核地区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他们为解决分配不公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加强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的方式在分配中体现公平。任玉岭说：“特别是对弱势群体、下岗工人、低收入阶层，采取积极的措施，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蔡继明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还必须重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所谓第三次分配，指的是慈善事业。目前中国的富人在从事慈善事业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应该在税收等方面鼓励企业捐助慈善事业。

    对于因行业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差距，蔡继明强调，对于那些没必要垄断经营的行业，一定要打破垄断，把垄断行业变成竞争行业，这不仅将提高经营效益，而且将降低垄断利润，降低垄断行业员工过高的收入。对于那些一定要垄断经营的行业，国家应该把垄断利润拿走，给企业保留正常的利润，保证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与非垄断行业职员工的收入水平大体上一致，从而体现分配的相对公平。

    两位委员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要有一个总的设计规划，通盘考虑。他们希望政府能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照片：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左）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蔡继明（中）以及本报记者潘圆（右）参加了10日下午由本报、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举办的在线访谈。本报记者李建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