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是会有少数农民工因为票价涨了，就不回家或者晚回家。但这部分农民工应该是收入很低的一部分人，否则他们也不会愿意在春节期间做异乡客。可是，如果我们的票价调整就只是让这部分最穷的人作出“反应”，也未免太不够意思了。铁路运输多少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应该实行普遍服务的原则。这个原则当然不是对谁都可以用，但用在最穷的一部分农民工身上，是讲得通的。

    有的论者主张春运火车票涨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票价太低时会有票贩子作祟，既牺牲了农民利益，也牺牲了铁路部门的利益。前些日子，吴敬琏先生提出一个意见，是说涨价后的收入增长部分可以拿来给农民发放补贴，这个意见考虑了农民的利益，很值得重视，但也很值得讨论。

    前面我说了，因为涨价，会有一部分农民工不回家过年了。如果一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不回家，他们要不要获得补贴？自然是要的，因为他们在涨价中也损失了福利。这样，铁路部门就要多支出费用，他们就不干了。如果降低回家农民工的补贴，拿出一部分补贴不回家的农民工，那么，回家农民工还是多支付了票价。

    更重要的是，发放补贴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假定涨价收益是3亿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哪一个环节管理不好，都可能产生流失。发放补贴本身要消耗资源，这个资源量也不可低估，要铁路部门承担，也是一种不经济。在发放方式上，是事前发，还是事后发？如果事前发，铁路部门要预付资金，还要调动人力物力去“寻找”农民工。如果事后发，农民工可以凭涨价火车票和身份证在家乡车站领取补贴，铁路部门就要调集资金安排好这个事情，因为春运期间农村车站几乎没有票款。更麻烦的，是给不回家的农民工发放补贴，搜寻这部分农民工的成本是很大的。而且，在不回家的农民工中，有的本来不打算回家，如果给他们发放补贴，也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福利损失。

    看来，要找一个交易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来解决春运火车票价的问题。曾经有人主张用实名制来卖火车票，我以为这个办法可能比涨价后再发放补贴的交易成本低一些。而且，也不必在每一个火车站搞实名制售票，仅仅在几个票贩子猖獗的地方搞就行了。其实，公安部门如果能加强对票贩子的打击，应该是一个交易成本更低的办法，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春运期间，我国大城市的火车站人山人海，回家的农民工非常辛苦，的确是一个问题。在短期内要缓解这个问题，需要铁路部门有一个积极态度加以应对。在部分城市实行实名制售票的同时，铁路部门还要多开服务窗口，多开进入候车室和站台的通道，改一改自己“铁老大”的习性。铁路部门不妨派人在大型工地售票，就像对大学生那样。从长期看，国家要通过政策调整，让远距离务工农民逐步在城市安家，别再让他们做“候鸟”了。

    火车票价格问题的讨论还是应该放在技术层面上好，媒体和网站不要动辄因为谁说了什么话，就说他代表或不代表谁的利益。现在讨论许多事情往往有民粹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氛围，大帽子满天飞，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