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季羡林的新著《病榻杂记》，受益匪浅，感慨良多。这位九十多岁大学者的病榻之言，真是字字珠玑，句句箴言。其中有两点，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是，这位蜚声中外，万人景仰的大学者，竟然昭告天下，请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他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我自己被戴上这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是喜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善解人意的人。不到不得已时，是不会说出这种让媒体或吹捧者下不来台的话的。其实许多年前季羡林就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国学。但是没有人去听他的话，更没有人去翻阅一下他的著作，做一点调查研究工作，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6年前，2001年4月18日的《北京青年报》曾经登载过一次对他采访的消息，在采访中，他再次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但是似乎都听不明白，可能有人还以为这是季羡林的谦逊之词呢，岂知季羡林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容不得哪怕半点不实之誉和溢美之词的“玷污”。他一看到这些虚幻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就会感到不“自由自在”，“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像戴上“荆冠”一样难受。所以，这一次他忍无可忍，把多年郁结心中的一股闷气说出来了，使全社会为之惊讶，使媒体为之震撼，使追名逐利之徒为之汗颜。季羡林这一义举，实在是对当下文坛浮躁之风敲响了一次警钟，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其二，季羡林首次对自己的人品作出了评价。他在《在病中》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

    这句评语看似平淡无奇的，却十分耐人寻味。

    先说说什么是“平平常常”。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学贯东西，博古通今，著作等身，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知名度。他还做过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还是50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他是数一数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但是，季羡林从来就不觉得有了上面那一大堆头衔，那一大摞帽子就改变了自己平常人的身份。他不断地在文章里声称，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普普通通”，“中不溜丢的人”，“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这是在“作秀”吗？不是。这就是季羡林的真实想法，是他平民情结的表现。

    再说，在季羡林心里，怎样的人才算是“好人”呢？

    他曾多次说过：“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这个标准，是高呢，还是低呢？仔细想一想，恐怕不能算低吧。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百分之六十，为自己着想百分之四十，天下岂不早已太平，国家岂不早就成了“君子国”，国人岂不早已成了桃花源中人。

    季羡林在该文中又说：“我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我自认能达到百分之六十。我只能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这次季羡林不客气了，他当仁不让，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其实，了解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一事当前，他为别人着想，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

    季羡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他说：“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我觉得，这是我身上的亮点，颇值得骄傲的。”能证明这一优点的最好例子，便是季羡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挺身而出，反对那个执行极左路线，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虽然因此遭到抄家、批斗、劳改、踢打、关牛棚等等惨无人道的迫害，但季羡林从未屈服过，并以此为荣。

    季羡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借用毛主席评价白求恩的话来评价季羡林是十分恰当的：“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病榻杂记》季羡林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7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