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奥地利生物学家卡姆梅勒用黑墨水伪造产婆蟾的“黑色指垫”一事（见本版2007年2月7日《产婆蟾的“黑色指垫”》一文），50多年后在美国一位生物医学研究者身上重演。

    1974年3月26日上午，美国斯隆·凯特林研究所的研究员威廉·萨默林带了两只小白鼠去见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古德，向他报告已成功地把小黑鼠的皮肤移植到小白鼠身上，有小白鼠身上的一小块黑色皮肤为证。

    报告之后这两只小白鼠被带回了动物房。一名实验员觉得小白鼠上面的黑色皮肤有点奇怪，用酒精一擦，颜色竟然掉了，原来那是用黑色记号笔涂上去的。他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一名技术员，技术员报告给一名研究员，研究员报告给副总裁，最终报告到了古德所长那里。

    当天下午，古德将萨默林叫来要他做出解释。萨默林承认“黑色皮肤”是自己用笔涂上去的，但是否认自己想要借此欺骗同事。他被暂时终止了工作接受调查。随后古德任命了一个由研究所5名研究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

    萨默林原是皮肤科医生，但也对基础医学研究很感兴趣，1967年起开始一边行医一边做研究。1971年他加入明尼苏达大学的古德实验室全职从事研究工作，1973年又跟随古德到斯隆·凯特林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萨默林研究的是如何避免器官移植时出现排异反应。将某个人（供者）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受者）身上时，通常会出现排异反应：受者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出外来的器官不属于自己，而是入侵者，从而会试图去消灭它。这是因为在人体每个细胞的表面上都存在一组独特的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免疫系统能够分辨HLA是属于自身的还是外来的，那些带着外来的HLA的细胞将被免疫细胞杀死。因此在做器官移植时，除了要尽量让供者与受者的HLA配型较好外，还要设法（比如用药物）抑制住免疫排异反应。

    萨默林设想了一种抑制方法：把器官从供体分离出来后，在移植之前先放在营养液中泡一周左右，将会使其细胞丧失一部分HLA，因此能减轻移植后的排异反应，使移植获得成功。

    在1967~1973年间，萨默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声称他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把一个人的皮肤移植到另一个HLA配型不好的人身上，把白鼠的皮肤移植到褐鼠身上，把人的角膜移植到兔子眼睛中，等等。

    但是调查委员会发现，萨默林以前的这些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例如，接受皮肤移植的“褐鼠”并非萨默林所说的纯种褐鼠，而是白鼠和褐鼠的杂交品种，因此理论上它不会排斥来自褐鼠的皮肤（也不会排斥来自白鼠的）。在角膜移植实验中，萨默林声称他把人的角膜同时移植到一只兔子的两只眼睛中，一只眼睛用的是未经处理的角膜，变得浑浊，另一只眼睛用的是经过营养液处理的角膜，完全清晰。而真实情况是，后者根本就没有做过移植手术。萨默林对此的解释是他把只有一只眼睛移植了角膜的兔子误当成了两只眼睛都移植了角膜。

    调查委员会因此认定萨默林在不短的一段时期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建议让他离职。古德是萨默林论文的合作者，虽然没有参与造假，但是也应承担失察的责任。古德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免疫学家和骨髓移植手术的先驱者，曾在1970年获得生物医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拉斯卡奖。饶是如此，也没有使他免受谴责。这个事件使他的名声大损，后来辞去斯隆·凯特林研究所所长一职。

    与其他科研领域相比，生物医学领域的造假更为常见，手段也往往更为拙劣。由于生命现象要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也就使得分清生物医学研究中无意的失误和有意的造假更为困难，别人重复不出来的实验结果虽然不值得相信，但是未必就意味着有假：可能是实验条件存在细微的差异，也可能是样品受污染等无意的失误造成。因此造假行为很容易被掩盖，造假者也不难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但是一个人一旦尝到了造假的甜头，就很难会从此洗手不干，往往还会一直造下去，手段越来越简单拙劣，越来越肆无忌惮，也就会有彻底败露的一天——当然，前提是发现者敢于站出来揭露，而有关部门也愿意认真做出调查，否则再拙劣、再大胆的造假者也会一直逍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