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作品《落花生》被小学语文课本收录，许地山的名字，恐怕早已为大众遗忘。

    那篇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的散文，由于“质朴淳厚、意境深远”的风格，被誉为现代散文的经典。而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塑造成落花生般“多做贡献、不计报酬”的进步人士。以至于乘船买张普通票，也被说成“喜爱与劳动人民接触，对名利向来淡漠”的表现之一。

    几乎无人知道，这副“进步人士”形象的背后，是位一团和气的文人。“去伦敦买黄花木耳？好！模仿小脚老太打高尔夫球？好！给一个小副刊写文章？好！”在好友老舍的记忆中，许地山永远不会说“不”。

    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谅解：“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学生当众顶撞他，他温和地化解：“好哇，好哇，你说说看！”

    一如他笔下的男男女女，不是咄咄逼人的英雄，也不是才华出众的学者，而是柔弱卑微的小人物：多少锋芒毕露的弄潮儿败退下来，“他们”仍然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可是，这种化动为静的沉默并不入流。尤其在群情激昂的年代，要么像苏曼殊那样愤懑遁入空门，要么像茅盾那样积极投身革命。如许地山这般超然物外，注定要被边缘。

    因此，大多数评论家对于他的作品，只是从异域风景的描写，以及宗教悲悯的气质等表象加以点评。诸如“能够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沈从文语）之类。

    而一旦上升至政治高度，这种“带着命定论的浪漫主义”，就会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基本上是不健康的”。

    极少有人会注意到，那副与世无争的外貌下，其实蕴藏着鲜明的是非观和责任感。有官员前来劝阻推行新文字运动，他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全面抗战爆发，他二话不说上街去演讲；他信奉基督教，但不妨碍在小说中质疑上帝。

    这种不僧不俗的行为，被现代文学研究者陈平原称之为“以入世的精神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显而易见，这位看似超然的好好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忘情世事，不过是借佛学来平衡心灵。陈平原解释，这种选择是20世纪初，西方文明闯入后传统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

    这种无奈是深藏不露的。作家杨刚曾经回忆：“先生，我听见过你一声叹息没有呢？看见你流露过一丝苦闷没有呢？没有的。但是，你是苦痛的呵。从你追求工作如痴如狂的态度中，谁能看不出你的苦痛？”

    在时人眼中，他的扮相堪称古怪：头发长长、指甲尖尖，大拇指上戴一枚白玉戒指；蓝色长袍下面的一双大方头皮鞋，像卓别林似的八字撇开。

    但他待人接物极其真诚，逝时有人感叹道：“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

    陈平原很为许地山的早逝痛惜：中国就此失掉了“毫不造作‘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奇人；即使有这样的奇人，也不会有那样绚烂瑰丽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作品；即使有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有那样热情真挚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读者！”

    在清华图书馆里，样子素朴的《许地山文集》被摆放在角落里。这部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集，虽然纸张已有些发黄，却崭新得连个折页都没有。借书卡上显示，该书在最初的10年里只被借过两次。

    而在4年前，位于福建漳州的许地山故居也在旧城改造中，被推土机铲为平地。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描述：一片废墟中剩下了市文物保护标志的基座，在周围一片林立高楼中显得格外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