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易宪容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两位都是专家。而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却都是通过他们在大众传媒上发表的言论。易宪容批判的房地产暴利，张鸣批判的高校行政化，尽管有人做了一些有关他们自身背景的分析，但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张鸣声明中“反对将道理问题变成道德问题”的看法。而明晰道理问题，恰恰是一个关心公众问题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意义所在。

    在一般人眼中，无论是张鸣代表的政治学专家，还是易宪容所代表的金融专家，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一位专家，最重要的是他注视大众关心的话题，而且能够从纷杂的经济社会乱象中理出头绪，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的知识说得明明白白。这其实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大众启蒙，这也是易宪容一年发表600多篇文章的意义所在。因为按照专业眼光，一年能有一两篇有价值的论文发表都是难得的。笔者也在媒体工作，也经常会接触一些专家学者，因此深知，一位好专家不一定会成为媒体的好作者。也许有人不屑，但更多情况是很多专家缺乏与公众交流的能力。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有一定水平的，有道德良知的公众知识分子比专家（按一般看法，有副教授职称都可以称为专家了）尤为缺乏。

    从专业的角度看，易宪容确实是牺牲了专业，离职则是当然之义。在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下，无论是在大学做教授，还是在科研机关搞研究，至少目前还都有一个铁饭碗。即使很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一年课没上几节，研究成果寥廖，但还是要比易宪容之辈活得轻松的。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媒体采访是不付费的，发表作品稿酬也是偏低的。拿易宪容与房地产商PK的600多篇文章而言，如果单从易宪容能够从媒体拿到的稿费而言，最多20多万元，而且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说，一年写600篇文章，绝对是不可持续的，远不及体制内的收入和客串讲课收入来得容易。有专家曾经对笔者戏言，在中国，专家面对的受众越少（如××总裁班、MBA班等），收益越多。给媒体写稿子，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活了。而对于张鸣、易宪容而言，如果失去他们的教授、研究员身份依托，不仅社会地位堪忧，生活质量恐怕也会大幅下降。

    因此，要想让越来越多的专家成为为公众说话的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不关心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