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聊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这段近3000字的访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只剩“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语，由此在国内文坛引发轩然大波。

    在3月26日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终于有机会当面表达观点，这回他不提“垃圾”，以酒作比：“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基本上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是业余的”

    顾彬直言不讳地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他看来，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此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之外，国际上根本就没地位。顾彬认为，问题出在“酿酒”的作家身上，论据则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翻译家。

    顾彬以自己最推崇的鲁迅精通日语、德语为例，指出早期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会很多门外语，甚至能用外语写作。但后期的中国作家很少懂外语，他们卡在一个小房子里，不敢睁开眼睛来看世界，致使中国文学现在没有自己的声音。

    “我们汉学家，如果不会古代汉语，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吧？”这位熟知中国文坛动向的德国学者说，“而现在的中国学者、作家基本是通过我们国家的‘于丹’来了解德国的。”顾彬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母语，就不能从外部来看本国语言有什么特色，也就根本算不上作家。“基本上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是业余的。”

    在顾彬看来，同样“业余”的还有对待文学的态度，“好多中国作家是蜉蝣。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一到三个月内，可以写完一部。他们根本不把文学当作刻苦的工作，觉得文学可以玩儿，玩儿够了可以下海。上世纪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了。”

    与“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遭遇如出一辙，顾彬话刚说完，现场马上有人提出异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首先对“谈中国文学，不谈体制，不谈文学场，最后只归结到外语水平”表示不满。他以不会外语但文学造诣深厚的沈从文为例提出：“个性化的作家可能有人外语好，有人外语不好，因此只能拿他的作品来评判。”对于顾彬肯定现代中国文学，否定当代中国文学的提法，陈平原不客气地表示：“这样的全称判断，已经不是一个学者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姿态，有点哗众取宠。”

    陈平原的批判主导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会场气氛。接下来与会人员的发言，基本都在围剿顾彬这两个观点：外语水平和1949年前后的全称判断问题。

    “老顾，我觉得您在玩儿游戏。”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文系教授柯雷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说，“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已被你控制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我建议我们不要继续讲这些可笑的话。”

    当代文学到底缺什么

    话题未如柯雷所愿从顾彬身上转移开，当晚参加“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的人，大多是冲着顾彬来的。在国内文学自娱自乐了几十年之后，人们确实想听听这位编写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外国学者有何独到见解，同时也借机讨论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到底缺什么”。

    陈平原认为，“顾彬几次不负责任的批评给当代中国作家带来很大压力。”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对此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把中国当代作家高看了，因为他们恰恰缺少压力，只有欲望。这些年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少真诚的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外国学者给我们的批评？”

    诗人王家新建议，不要把顾彬提出的“语言问题”弄成一个简单的“学外语问题”。他认为，顾彬的意思是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文化视野”，在20世纪前期，中国作家的文学视野是和外国同步的，作家的这种认识，不能依赖滞后的翻译，也不能依靠作协组团到国外开茶话会去解决。

    实际上，早在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之前，很多人都在表达对文坛现状的不满，也有不少人像顾彬这样开过药方。比如，陈忠实提出当代文学缺乏“思想”；铁凝认为缺少“耐心和信心”；莫言认为缺乏“想象力”；刘再复认为缺少贵族精神和忏悔意识；崔卫平认为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丁东认为文学要看得懂，要有历史使命感，进步责任感，描写底层的文学最好；傅国涌认为文学要面向当下火热的社会生活……

    也许正像陈平原所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顾彬在德国接受采访时并未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国内断章取义的报道还是受到了广泛关注，不少作家群起反击，很多不搞创作、不搞学问的普通读者却认为这个德国老头儿说的有道理。顾彬说，自己接触到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都是中国人，这是他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群众基础”。

    斯洛伐克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马利安·高利克与顾彬相交25年，他笑言，顾彬时常自称是“魔鬼”，具有破怀性。“其实在教义里，魔鬼和安琪儿都是上帝的儿子，不同的是，安琪儿总是表扬上帝。实际上，上帝确实也需要一些批评。”高利克说：“顾彬太喜欢中国了，他是个很感情用事的人，所以批评得比较厉害。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他把当代文学比作二锅头，实际上他每次到北京，都点名要喝二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