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就不是无本之木，所有的事件都有其源头，所有的事件也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梁东元经过多年艰辛准备，写出了170万字的“梁东元科学写实系列”：《中国飞天大传》、《596秘史》、《倾听大师们的声音》和《走过额济纳》，该系列近日由长江出版集团集中推出。他呈现给我们的“两弹一星”和“神舟飞天”的历史，不仅让人热血沸腾，也让人沉思良多：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

    近日，本报就该书的创作专访了梁东元。

    既允许歌功颂德，也欢迎针砭时弊

    问：你说过“历史的本相和谎言的出笼同时出现”，您对历史的怀疑态度在这套书的写作中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梁东元：只要留心，我们很容易看到——就算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言说不同，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呈现。在历史刚刚抬腿上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歪曲、被蒙蔽了，已经成了一种真假莫辨的东西。我们的一些历史为什么一改再改，每一版都有不同的说法？就因为从一开始就远离了事物本身，后来自然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读史的感受、生活的体验让我时常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在经历了很多的茫然失措左右摇摆真伪莫辨不知所云之后，疑窦丛生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一个对历史的起码的怀疑态度，没有一种探求真相的自觉，你写出来的就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程序化的东西，一堆迅速腐烂的文字垃圾。

    问：这套丛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直面历史、直面真实，力求探索历史的本相，但在本相与所要弘扬的主旋律之间似乎存在一些张力。

    梁东元：当前中国真正的主旋律，就是中国人民的自主独立、顽强发展。弘扬主旋律，就是要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百折不挠追求幸福与尊严的生存过程。弘扬主旋律，就是既主张主流话语，也容纳背后议论；既允许歌功颂德，也欢迎针砭时弊；既可以放声歌唱，也能够大声哭泣——如果只强调或只允许一个声调出现，主旋律就会成为一种讽刺，也就更谈不上和谐了。

    谁都不敢说自己能够抵达历史的本相。我们所做的努力，只能最大程度地逼近本相。“直面于事物本身”是胡塞尔的一个口号，就是要人们回到历史的血肉中去，而不仅仅是逻辑和概念。所以说，历史的真实文本就是生活，而生活的本相就是那些摆脱了观念与概念以及所谓立场的带着温度和质感的细枝末节，就是事情本身。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身的反省

    问：在《596秘史》和《飞天大传》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个体生命在大潮裹挟之下的走向与归宿中人性的表露。但人性的表露总是与环境分不开的，现在我们该如何反思那个时代的体制环境、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

    梁东元：回忆是必要的，但拥有回忆能力，则更接近于人的本性。不能将某一段历史刻意抛弃，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

    任何体制都会制造与产生问题，比如那个时代，空头政治践踏宪法、运动不断、整人不绝；但不管是在何种情境当中，最值得继承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提倡，那个时代那种高度的道德自觉和纪律约束、那种发奋图强的自主与创新精神、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局部优势攻难关的战略思想，都对当下有着非常深刻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错误和困难都归咎于体制，体制已经成了一个遁词，一个借口。体制当然是需要改革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身的反省、我们的自我检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丧失的，往往是一种自我追问的勇气——在这里，谁还在坚持用身体思考，用头脑说话？谁听见了实话并且能够实说？谁在广阔而厚重的奴性情境下人云亦云，谁在违背最基本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良心？谁不仅在逃避，甚至还去自觉迎合乃至主动营造？

    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就会生长什么样的草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觉醒和彻悟，就无法指望会从天而降一个什么好的体制，即便有了，也很难得到一个相应的结果。

    问：你说“历史如果没有我们自身的参与，就毫无意义”，为了尽可能地追寻本相，你采用了全景式展现的手法，因此涉及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对当事人的访问，这个过程肯定是很辛苦的，但也会有很多不一般的收获吧？

    梁东元：历史是生活中真实体验过的东西，而真实体验过的东西，必定具备完全的通性，所有的人都可以感悟得到。在访问中，我能感觉到那种时间与空间施加于身体之上的厚度与重量：那么多人的体验，成为我自己的回味；那么多人的记忆，成为我真切的经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我既是一名倾听者，也是一个讲述者，还是一个参与者。在这里讲述的，不但是上一代人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不但是昨天的故事，也是今天乃至明天的故事。

    对苦难的诗化，是一种文字海洛因

    问：像《走过额济纳》这种贴近社会底层的伤痛、关注普通百姓生计的写作，提醒我们如何避免居高临下或者其他“不在场”的言说，始终是困扰知识分子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否与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彻底脱离乡土有关？

    因为知识分子的脱离乡土，他们才时时陷入你所说的那种“故乡他乡”的困惑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流浪”中？还是其他的原因？

    梁东元：故乡乃过去，他乡即未来。现实既是这两者之间的通道，也是它们各自的一部分。居高临下是因为不知天高地厚；“不在场”，是因为没有“人”。这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头脑，他即便是“在场”，也形同虚设。什么是乡土？乡土并不只是乡村故土。城市里头照样也有乡土，那些成千上万从农村走来的人，那些一辈子生于斯长于斯艰难度日的平民百姓，他们都不会生活在梦幻当中。脱离乡土的真正意味是缺乏爱，缺乏爱的能力。脱离乡土也就是脱离了根，他们往往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置身于现实之外、甚至之上，他们只会旁观，不愿介入。

    另外，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写作现象，就是对苦难的诗化，这是非常危险的。把水深火热当作田园牧歌，把愚昧落后当作大众意愿，把环境破坏当作进步图表，把文明糟践当作新风时尚，这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反动，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麻醉和误导，是一种文字海洛因。

    问：你还谈到了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你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前也有其他作家谈到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会这样？知识分子的良知究竟又是什么？

    梁东元：所谓影响，其实对相当多的这一代人而言，已经沉淀为一种怀旧与浪漫，一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影响，似乎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是一种带有某种浪漫色彩的美好追求与向往，是一种对自我内心的审判与忏悔，是一种对强权的不屈不挠，而不应该光是玩古董、品古人、神神鬼鬼、胡编戏说、无耻流行、流氓受宠、偶像全成了不男不女、美好尽受到冷嘲热讽。

    比幸福更重要的，是尊严与拯救。这几年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好多只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甚至连“知道”也说不上——知而不“识”，知而不“道”，根子就在于良知的缺失。而发现真相，说出真话，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