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期间有人提出设立“国家阅读日”，著名文化人余秋雨先生明确表示反对。我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家阅读日”。因为真正的阅读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自主、自发的学习乃至生命体验，而“国家阅读日”却将之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集体性倡导和“指导”，除了有可能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取代个体的经验性阅读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国民的阅读习惯、读书率“每况愈下”的当口，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读书倡导，既不可能达到重振书风的效果，客观上也有转嫁政府义务的嫌疑——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提高全民教育水准和素质的义务，通过“国家阅读日”的形式，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了国家对公民的某种期待甚至要求。

    我以为，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与持续多年的教育乱收费、大学高收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是一脉相承地成正相关系。

    倡导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理由有三：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倡导者认为“这三个理由，不仅是对阅读意义的阐述，也是解决当下教育问题与社会风气的一帖良方。”理由和目标当然很好，但试图把它作为“解决当下教育问题与社会风气的一帖良方”，不说是扬汤止沸本末倒置，起码也是过于天真。解决国民阅读率低下的问题，惟有从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和普及有效的高等教育入手，而不是反过来，试图通过“国家阅读日”来解决教育问题。

    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可以说明问题。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减税、增加公共开支、普及教育等一系列办法，全面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素质。不到30年，到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除了衣食住行在亚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学率90％以上，大学升学率34％以上。由此带来的就是国民阅读率的大幅上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高。时至今日，1亿多人口的国家，如今却有多家发行量超千万份的报纸，而且人家可都是自费订阅，不是强制发行。中国13亿人口，足足是日本人口的十倍，到哪里去找发行量那么大的报纸？更不用说人均图书码洋和册数以及其他文化娱乐消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