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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奎一辈子都在打扮别人。上世纪20年代以来，他日复一日地同各式各样的头发打交道。无论是梳理还是剃刮，无论是遗老的半刷子还是民国的中分头，无论是名流权贵还是孤寡老人，他都一视同仁地修剪一新，以便人们干净利落地出现在舞台、聚会或亲友面前。
“我也不会做别的。”这位93岁的老人谈起77年之久的剃头生涯，平淡得就好像在说明天可能刮一场大风。在他看来，剃头不过是门“过活的手艺”。
只是，如今只能在电影里展示这门手艺了。随着老主顾的逐渐离去，他“做活”的机会越来越少，正如他在电影《剃头匠》中演得那样，寂寞地看着同代人的故去和老手艺的失传。
因此，当得知该电影在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时，他小声嘟囔着：“徒弟死光了，老主顾也没了，剩我一个出什么名啊？”
他再也不走街串巷地上门服务了，因为骑车不到10分钟就累得厉害。如今，他常窝在北京景山附近的家中，打打麻将，或者读读佛经。
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唯一像样的家具是一套半旧的暗红色组合柜，还是3年前从捡破烂的手中花40元买来的。水磨石地板早已失去光泽，灰白的天花板裂出两道缝。自从地安门的临街小楼搬过来，他和家人已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这两处房产见证了靖奎一生的兴衰。日军侵华时，20来岁的靖奎拿出当学徒和工人时攒下的千元联合票，在地安门盘下一栋二层楼。再雇上十几个伙计，做起了掌柜的。当时，店铺附近有一堵墙。按照老北京“牵着城”的讲究，他给自己的第一家理发店取名“谦城顺”。
“生意好着呢！”提起昔日辉煌，靖大爷略显激动地熄灭右手的红茶花香烟，伸出四个指头来：“一天进账三四十块。要知道，当时剃一次才三毛钱。”
来来往往的主顾里，不乏达官贵人，比如名角尚小云、将领傅作义。靖奎坦言，自己胆子大，不怕给大官做活，秘诀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和他们聊天，不喜欢的不敢说。碰了钉子得马上改。”他乐呵呵地总结道。
不少人还因此成为朋友。刚解放时，有位唐部长常来。给前门烟就抽，倒花茶就喝，“一点也不跟你客气”，急得警卫直捅他。“你甭管，这是我的老朋友。”部长说。
但靖奎并没有因此嫌贫爱富。他常交待徒弟：“穷人来了一样应酬。都是人，都是十月怀胎，都是一辈子，不就差点钱么？”
至今，他仍然恪守当年的规矩。一位拉三轮的老汉，孤身一人且半身不遂。几年前，80多岁的靖大爷依旧每月去他家两趟。除了免费理发，还帮着撮炉灰、搬煤炭。邻居们议论纷纷：“您这是理发呢，还是干活呢？”
当年的靖大老板，此时早已成了“劳动人民”。上世纪50年代，在公私合营的潮流中，他位于地安门和清华园的两处店面，都以数百元的价格充了公。家中唯一的工人名额让给了妻子。
没了店铺，也没了营业执照，靖奎只好放下身段，到老城区里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活儿。“给姓张的做活，姓张的给引荐几家；到姓李的家呢，又给引荐几家。各户引各户，忙得都做不过来”。
当问及为何不转行时，他反问道：“我就会剃头，不干这个干嘛？”解放前，有人愿意给他个县长当当，结果被拒绝了。
“总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更何况“你今天当官了，没准明天下野了。国民党当司令的，‘文化大革命’里一样也跪着。有什么区别呀！”
起初，他把价格定为孩子一毛五，大人两毛。虽然不高，他却十分知足：“一毛二能吃碗炸酱面，给一小孩儿剃完头还能剩三分钱。”现在价格虽然涨到了五块，可他还是老样子，不愿意直接要钱，而是“看着给，不给也行”。
为此他没少吃亏，也没少被家人埋怨。几天前，一位老人慕名来剃头。完事儿了要掏钱，靖大爷随口说了句“不要钱”，那人竟当了真，甩甩手走了。
“老人都特实诚。”他说起来就乐，“我们干手艺的，不讲多要钱，讲的是质量。”说话时，他从临窗的单人木床下，拉出一个勉强扣上拉链的黑皮包。里面整齐地放着用了20多年的剃头工具：五把红柄剃刀、一把裹着红塑料布的推子、两只锃亮的银色剪刀、一红一黑两把木梳。
他熟络地摆弄着：剃头的、刮脸的、磨刀的，干瘪皱巴的手在阳光下泛着亮光。据说，老北京的理发包括剃头、刮脸、铰鼻须、掏耳朵、放睡（按摩）等数个步骤。而每一步，都需要实打实的真功夫。
靖大爷拿剃头举例，说：“这人颧骨高，就给他头发留厚一点。那人歪脑袋，你不能再随着歪，一边头发要厚一点，一边头发要薄一点。就跟那化妆似的，这人要不好看，能给这人推得好看喽！”
“现在的发廊哪会这个？”74岁的张耀兴摇了摇头说。他既是老字号“爆肚张”的掌门人，也是靖大爷8年的老主顾。
在靖大爷剃头的手艺中，张耀兴最爱享受刮脸。刷子在雕牌肥皂上蹭几回，蘸几下热水，涂抹在脸上。伴随着口兹口兹拉拉的声音，一把锋利的剃刀上下“行走”，五六十下之后，胡须落地。
“舒服，真舒服。”坐在位于什刹海的店铺前，他摩挲着下巴回味。
不过，老哥俩更爱共同怀念旧时光。“现在什么都变了。”望着后海沿岸各色装修豪华的酒吧，张耀兴叹了口气，“过去都是做小买卖的，古香古色啊！”
靖奎也觉得自己这一行不比过去了。自己当年12岁出来当学徒，18岁才正式出师。如今大多数人三个月就能出来单干。“那洗头哎，过去得坐那儿洗十几分钟，现在揉巴揉巴就完了”。
客人也变得追求时髦，“头上留几根毛什么的”，“要这怪型儿，你瞅瞅电视里，哪个首长留这个？”提起这个，他就不满。
不过，就连自己的孩子，也不乐意让他动手。除了怕累着老爷子，还是觉得那老一套“不时髦”，“也不好看”。
跟着老手艺一起消失的，还有老主顾们。数十年中，数百人去世。有时候，还能赶得上给他们剃最后一次头。有时候，连个面都没见上。
“等他们都走了，我也该走了。”靖大爷穿着外孙女结婚时做的对襟棉袄，异常平静地说起死亡。
这种淡然从容的心态深深吸引了导演哈斯朝鲁。两年前，他在酒吧里先是看到有关靖大爷的纪录片，于是，从什刹海到景山，他翻腾了两天才找到靖奎本人。出乎意料，老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你说人家张一口多难，我再让人家碰了钉子，不合适。”靖大爷一如既往地好脾气。为了记下50多场台词，失眠的他不得不偷吃女儿保管的安眠药。最终，原定40天的戏一个月就拍完了，他身为主演最多NG过三次。
这部耗资3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得到了学院派的赞誉。正如哈斯朝鲁所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眷恋，也免不去无尽的忧思和遗憾”。
清华大学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评价为“难得从容”。他在影评中写道：“面对这样的电影，需要一种宁静的心态去慢慢玩味，就像在秋天的阳光下看那满地的落叶。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才会从这种从容中体验到幸福。”
而哈斯朝鲁眼下正为影片的公映发行等现实问题发愁。这位蒙古族新锐导演担心，平淡的故事难敌商业的冲击。
这一切，靖大爷无从知道。近百年起起落落的经历，使他深深懂得：“想不通就是受罪，想通了就是幸福。”
他仍然固守在旧世界中，不爱看电视，“过去人哪有那样的，都是瞎编”。心爱的戏曲也不看了，因为“青衣嘴唇抹得像个紫茄子似的，花脸比过去的三流角色都不如”。
那辆陪伴他走街串巷的三轮车，停在狭小的院子里，堆满了废弃的水果纸箱、书籍、塑料盆等物品。虽然已经一年多没外出剃头，他依然嘱咐老伴花13块钱买来姗拉娜牌去屑洗发水，为可能上门找来的主顾们准备着。
这个一辈子打扮别人的剃头匠，留着花白的背头。那是到胡同里或者天桥下，花3块钱随便找人理的。虽然不尽满意，但他觉得也比发廊好。
他难忘《剃头匠》在北京大学放映的情景。坐在小轿车上，靖奎眼瞅着奔向海淀方向，急忙喊住司机：“不对呀，这儿不是燕京大学么？”数十年前，他和这里修鞋的、修车的、食堂的……各种各样做买卖的人玩麻将，还和学生们打篮球。
“这说话间多少年了！”故地重游的他，望着台下新人感慨道，“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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