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韩小蕙是1993年《文论报》组织去石家庄开会。当时她写散文已很有名气，在会场上被各色人等簇拥着。

    回来后一周，在郭沫若故居再见小蕙，我自恃刚出差回来热度未减，热情招呼道：“韩老师，是我呀，去石家庄跟您住一个房间的！”韩老师一脸茫然，端详着我的脸，悠悠道，哟……见我还没有放弃，又温柔地加了一句，别怪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10多年过去，当小蕙成为小蕙而不再是“韩老师”，再说这段事她显然不承认了。我再叫她“韩老师”她就急。叫小蕙！她命令。在很多场合，她跟别人介绍我也说，这我妹妹。只这一句话，我就孩子不认生，在她的圈子里即刻胡言乱语，胆大妄为。

    小蕙烫个短发，圆脸，说话慢，声音带着磁性，一句是一句的，貌似温柔。其实接触长了就知道，她这人刚柔相济，温柔里藏着小刀，对人爱憎分明，眼里不揉沙子，说话也常常带着骨头。我觉得她的脾气有时候“外圆内方”，有时候是“外也不圆，内却很方”。比如她写散文，套路很硬，内容很实，从不写养花种草，或灯下小品。那些慵懒、吟弄风月之类的阴柔文字，为她所不齿。她热衷于介入现实，对社会问题发言。

    记得有一次讨论北京该不该砍掉老槐树，她激动得四处发表文章，说那些老槐树是“老北京的门风”，要求保护老北京的原汁原味。这几年，她家里经常组织学者沙龙，我就去过几回。那些人各种职业，穿着平凡，但指评江山却肆无忌惮，谈时政经济、医疗改革、高官内幕、最新禁书等等，我听起来很新鲜很过瘾。林道静进了卢嘉川的圈子，也就我这样。小蕙在沙龙里跟客人激辩。我们都说，你别让她眼睛扫着，扫着就毙你。按小蕙的话说，“虽然北京人被上海人嘲笑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还政治局怎么着怎么着呢’，但北京人确实关注时政社会——光满足于当个小女人，挺没劲的，散文总得有点骨头啊。”

    她作为散文界“老姐”，对我等这帮小辈充分体现了“爱幼”风范。她说起身边新冒出的后辈，总是满口赞扬，夸我当然更不吝华辞了。我明白所谓“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她是把我当自己人。“非典”那年，鲁迅文学院开办为期一年的“中青年作家研讨班”，我想去混混。承朋友多方帮忙，小蕙又引见了鲁院副院长王彬，我如愿以偿。我去的那天下雨，王彬冒雨接我，帮我把行李提到宿舍门口，专门说，是小蕙叮嘱过的。我电话里夸她：“我看你行，能量挺大。”她笑道：“准确地说，能量特大。”

    小蕙当然也“敬老”。往上推10年到15年,是小蕙驰骋江湖最繁盛的时期，季羡林、张中行、王蒙、李国文等人，她都过从甚密。“只要能说出名头的，你说是谁吧”。季羡林曾说小蕙是新闻出版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按小蕙的说法，你年龄小，你要有苦恼，可以跟我诉说；我要有苦恼，就得跟老人们诉说。前不几天，李国文还在邮件中跟小蕙说：“我的原则是寻找快乐。即使没有快乐，也从不自寻烦恼。”小蕙深以为然。

    但小蕙这人有点怪，有时候她很迂腐很书生认死理。最近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一九七七》，收录了陈建功、雷颐、吴思、叶兆言、周国平、肖复兴这些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文章。小蕙是南开七八级中文系的，因书里有她一篇《怎能忘怀我的南开》，央视请她做节目，小蕙以“演员明星才用形象交流，作家还是应该用文字交流”而婉拒。

    她有时候严肃得很。前年，她带队组织几个朋友去长春参加奥林匹克雕塑巡展，同去的人里有张颐武、邱华栋等。我们几个吃过晚饭遛达着去听二人转。二人转嘛，也娱乐也庸俗也搞笑，我们几个笑得嘎嘎的，恨不能满地打滚。但小蕙在旁边一言不发，散发着一股批判的冷气，吓得我们几个也不得不吐着舌头、收敛起鬃毛，悻悻而退。这就是不按照常理出牌的韩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