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灵活性：混乱与僵硬之间的两难选择

    基础秩序的状况，不仅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影响制度的灵活性。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指出，制度上的灵活性至关重要。他认为，在世界经济史上，美国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尽管在过去200多年内也犯过许多错误，却能够一直保持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制度上的灵活性。相反，古希腊的衰败则是源于其制度的僵化。同样的例子，现实中也出现在苏联。他更进一步形容，日本的僵化的制度“正在杀死”日本经济。

    令人深思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僵硬的制度，但这样的制度却到处可见。同样的，人们也都喜欢具有弹性的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制度弹性的努力却往往归于失败。

    为什么被人们喜欢的弹性招之不来，而被人们讨厌的僵硬性却挥之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者对基础秩序的要求程度明显不同。一般而言，具有弹性的制度要求有比较完备的基础秩序，而当这种基础秩序的状况没有完备到可以有效支撑弹性制度准确运作的时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种相对僵硬但却大体可以保障有效性和准确性的制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有一句话，叫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是中央和地方之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在当时，人们更多以为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但现在回过头看，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放”或分权，体现的往往是对动力和弹性的追求（当时一般称之为“活”）。但这种“放”是需要很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在这些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放”的结果就是“乱”。紧接着的只能是收，以及与“收”必然伴随的“死”。

    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类似逻辑实际上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而且，并非仅仅存在于经济生活中，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种现象和逻辑也不时出现。比如，人们经常抨击的“一刀切”现象就是如此，公职人员退休年龄的一刀切，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考试中对英语要求的一刀切等等。不错，上述现象是有种种弊端，革除这些弊端也是人们的基本共识。但问题是，在能够保证灵活性的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没有这些一刀切的硬性条件，其结果又会如何？

    近年来一些高校进行的自主招生改革试验及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剖析一下其背后的因素。

    对现有高考制度不满，在社会中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种制度下，整个教育事实上是在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应试教育成为支配整个基础教育的至高原则，结果是整个教育成为一部围绕高考运转的机器。“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结果，与现代社会对能力的要求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张力。正因为如此，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在全国22所高校试点自主招生。复旦大学是首批试点高校之一。自主招生的一大特点，是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在高考前对考生进行自主选拔。从理论上说，实行自主招生，高校可以招收更加符合本校培养目标的学生，而且可以实行相对灵活的考试方式，加大对考生能力考查的分量。这样，对改变目前以死记硬背为特征的基础教育，也是一个有益的导向。

    自主招生改革进程中，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教育频道曾联合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相关报道的题目耐人寻味：人们对高考不满意，对自主招生又不信任。报道说，这项调查有1913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有59.2％的人对自主招生的改革并不赞同。将近60％的人不赞同新的改革举措，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现有的高考制度。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对这项改革充满疑虑。因为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诚信缺损，腐败之风盛行，自主招生考试缺乏必要的公信度，高校能够保证考试中不会出现人情风、特权风吗？

    在有关的讨论中，尽管也有人对自主招生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和技术性问题提出质疑，如考生多次参加考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面试成绩决定最终录取结果会不会由“一考定终生”变成“几十分钟定终生”，一个面试教师要对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学生进行面试，在缺乏严格客观标准的情况下能否保证质量等，但总体来说，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自主招生的公平性问题。

    应当说，有关部门和自主招生的学校为确保公正性，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一些试点学校对笔试的内容做了严格的要求，教育部也要求自主招生要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进行。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将拒绝一切‘条子生’，任何‘条子生’都不在此次考试之列。”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仍然消除不了人们对于自主招生公正性的疑虑。

    原因在什么地方？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的信任结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一位参与上述调查的人就表示，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高考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同时也可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担心，像面试这样的“印象分”是非常主观的，高校通过这种方式招生，会不会产生一种“获得者获得”效应，即特权者更加“特权”，招生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也会名正言顺地从私下走上台面。人们面对自主招生的矛盾心态，以及最后为了保证公正性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表明了我们社会中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现实：灵活性与僵硬性的两难困境。在自主的灵活性和僵硬的统一性之间，人们为了确保最低限度的公平，宁可选择带有弊端的、僵硬的统一性。其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难获得更有效率的目标所需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样，实际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选择空间。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能选择最优，而且也不能选择次优，能选择的只是次劣。

    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社会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公共生活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需要由一系列的机制来保护的。其中的机制之一，就是社会生活的底线，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比如，高校招生中的自主灵活的生源选择，需要有基本的公平机制以及人们对这种公平机制的信赖作为基础。当这些基本的保护机制不起作用的时候，人们就往往被迫选择刻板的、僵硬的但有某些硬的条件约束的统一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必要前提条件。

    删繁就简，重建基础秩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重建基础秩序是建立制度有效运作基础的一条重要而可行的途径。

    以我们社会中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为例。在中国，公款吃喝可以说已成为一种顽症。有事吃，无事也吃；公事吃，私事也吃；节日庆典吃，遭灾扶贫也吃。根据有关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开支从1989年至2002年增长超过5倍。为了制止这种腐败之风，人们绞尽脑汁，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但几乎没有能够奏效的。

    种种措施都难以奏效，并非意味着事情本身过于复杂。曾有一条新华社消息：美国参议院通过口头决议，修改关于说客和议员道德的法案，力争在今后和说客拉开距离。根据这项决议，以后议员们和说客们再也不能随便吃饭了。如果议员和说客吃饭，则要在15天之内在网上将他们自己及其助手吃了多少钱的东西做一个说明。虽然不敢说今后一个触犯此规的议员也不会有，但绝大多数议员今后不敢随便吃请，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当中的关键之处是两点。第一，公开透明，你吃了什么东西，吃了多少钱，为什么事情吃的，人们一查便知。如果你觉得有理由，不超标，你就吃吧。否则你就得收敛点。第二，落实到人头，而不是一张笼统的发票就应付过去。

    媒体上也有关于武汉市试行公款吃请公示制以解决公款吃喝问题的报道。据报，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其后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该项制度规定，公款接待要填写“公款接待情况公示表”，上面需填写用餐详细资料，并需多名领导签字，所涉及费用必须在单位内部公开。其中如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的具体做法是，将局里领导们填写的公款用餐公示表先贴在局办公大楼一层大厅内，一周后移至局域网，这样全局职工均可以看到。

    虽然武汉这项改革实施的时间还不长，现在就断言结果为时过早，但据报道，初步的效果是明显的。道理很简单，在上述制度之下，请客吃饭将成为一件异常麻烦的事。而且，相关人员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武汉市上述做法见诸报端后，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其中有肯定，也有质疑。有质疑声并不奇怪。因为以前类似的措施或制度，往往最后是不了了之。有人就担心，假如领导、财务、人事沆瀣一气，报销其实十分简单。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人们如何才会不弄虚作假，至少不在招待费用上弄虚作假。在上面我们所举的美国国会议员吃请的“公示制”中，其实也会涉及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议员在这上面弄虚作假的可能性很小。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弄虚作假比吃错一顿饭的结果严重。如果是吃错了一顿饭，还可以道歉，还可以补救，但如果为这顿吃错的饭编造谎言，弄虚作假，则涉及一个官员或公众人物的诚信和公共道德问题，其结果要比吃错一顿饭严重得多，甚至政治生命会因此而结束。

    这表明，公示需要以诚信作为基础。但无论如何，公示制下的弄虚作假要比暗箱操作中的弄虚作假困难得多吧。

    还有一个违犯者的惩罚问题。在相关报道中，几乎都没有提及此点。实际上，制度的有效性是和惩罚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在公示制度中尤其需要有对弄虚作假的严厉惩罚措施。

    在社会的基础秩序中，个人信用及其管理，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时代，为形成个人信用所需的基础和所作的安排是不同的。在改革前的单位制社会中，人事档案就是一种相应的制度。不过，由于当时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时代，档案主要是为政治特别是为政治控制服务的。在单位制走向解体后，中国社会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一个无信用记录的时代。许多事情，正是因为“无记录”而发生的。

    其实，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理解为自主的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契约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效的契约离不开信用体系，包括个人信用。因此，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个人信用的有效管理。在许多国家，以个人终生唯一的社会保障号码为基础建立个人信用管理制度，已是相当普遍的做法。在这种信用制度中，个人所有的信用表现都记录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障号码下。相应的，诸如我国编造和买卖假文凭之类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中，人们才会把信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才会真正对自己当下的行为负责。也只有这样，才能将诸如诚信这样的问题，由一个道德问题变成一个可以用制度来管理的问题，而社会中信任结构的形成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个人信用制度起源于商业中的消费信贷。但实际上，个人信用制度及其管理，不仅对于商业活动是必需的，就是对于其他社会生活的治理，也是不可缺少的。比如，人们期待已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到现在也无法正式实行，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缺乏个人信用制度以及其他涉及个人收入和财产管理的基础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根本无法掌握官员及其亲属的真实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财产申报，只会是与工资单无异的内容，结果是演变成一场儿戏。

    应当看到，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有关部门开始尝试和探索建立个人与企业的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尽管这是一个牵扯很多因素的浩大工程，但无疑应该扎实向前推进。要知道，美国的信用制度是在前计算机和前互联网时代开始建立的，而在计算机技术如此发达、互联网得到如此广泛利用的今天，这种信用制度的建立应该是更为容易而不是更为困难。（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