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一档民生新闻栏目，最近给本地的拆迁户曝了一光：旧城区拆迁变成了一些人的生财之道，他们在拆迁前突击建房、装潢，以骗取补偿款。记者在南京浦口江浦街道采访时发现，“拆迁装潢”竟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建材品种：“拆迁大理石”，只要用钉子一钉就可以搞定，一些村民家中猪圈、厕所上，现在都钉上了这种“拆迁大理石”。

    这则批评报道将矛头直指那些等待拆迁的居民，看了电视上的报道，笔者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猪圈、厕所“贴”大理石，这种明摆着的“敲诈勒索”，怎么能从政府部门堂而皇之地骗到补偿款呢？城建监察、拆迁部门是视而不见，还是装聋作哑？在人们视力范围之外的那些补偿项目，还有多少猫儿腻呢？可以断言，慷国家、集体之慨的行为背后，必定有种种交易的存在。

    可以责怪拆迁户这种借拆迁之机骗取补偿款的不法行为吗？如果拆迁不是“公用”，或者没有“合理补偿”，拆迁户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以“拆迁装潢”的方式获取补偿，其实倒可以看作是一种非暴力抵抗。

    我们已经习惯从市容市貌的表象出发，推定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看到低矮甚至破陋不堪的民用建筑夹杂在现代化高楼大厦之间，就会想当然地给出结论：这个城市发展太慢，管理水平太落后。可是，有周游过列国的朋友告诉我，在发达国家，铁路可能会为“钉子户”改道。在维也纳，老房旧房几乎不拆，维也纳联合国大楼附近有片旧房子，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的经济适用房（《南方周末》3月29日）。在印度，大片的贫民窟占据了今天孟买市区的黄金地段，孟买的地价比上海和北京要高出很多，翻旧盖新绝对利益丰厚。但在印度强制拆迁是行不通的，不让那些“贫民窟主”得到心满意足的补偿，叫他们搬家是不可能的。（《上海证券报》4月2日）

    那些低矮的、有碍观瞻的建筑，它们的存在，恰恰意味着政府对民权的尊重，以及他们在多方利益纷争之下的妥协。而在整体推进式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弱者的声音却往往淹没在轰隆隆的挖掘机声里，弱者的利益往往也迷失在强权行为的管理幻觉中。

    媒体上最近有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连篇累牍的新闻及评论。有人建议将最牛“钉子户”的房子永久留着，建设一个公园，因为它标志着我们社会法治进步的“里程碑”。确实，在“拆迁时代”，有多少人敢那样“牛”？现在，“最牛钉子户”已经拆除了，但我知道，其他的抗拒方式，像南京市民发明的那种“拆迁装潢”，还会执著地与不合理的拆迁较量下去。在自身权益面前，没有一个人会轻而易举、心甘情愿地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