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有熟人告知，南方某大报上有写我的一篇文章。我听了感觉很纳闷，从没有什么自称该报的人来采访我啊，怎么能有写我的文章呢？那人看我有些疑惑，便说，不信你上网查一查。

    由于工作太忙，我一直没顾得上去查。后来，看到杨绛的一篇声明文章《请别拿我做广告》。杨绛在声明文章中说，她近年闭门谢客，对记者采访一概谢辞。“我从未见过那位记者，电话都没通过。不知这份报道从何而来……我从来没有向任何记者谈热门题材‘钱锺书’，我也从未亲自校订《第一才子钱锺书》”。

    看到杨绛的这篇文章，我又想起了传说中有关我的那篇报道。别不会也出现什么“不实之辞”吧？于是我上网去查，终于找到了那篇原文。标题是《30年前的大学与青春》。文章的第一段写的是前不久中国教育电视台拍的我们北大新闻七七级同学聚会的事。一看其文章素材，大都来自那部名叫《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专题片。所记事实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有两处细节作者有点“想当然”。一是我的年龄，凭空给我增加了两岁，不知他们是怎么推算出来的，依据为何？二是专题片中用了我大学时代一张穿连衣裙的照片，那照片本是黑白的，作者却用非常肯定的文字说我穿的是一件“大红连衣裙”，而且那一节文字的标题就叫《北大：街上流行红裙子》。文章还说我烫着一头“大波浪发型”，其实从照片上看，我的头发虽然烫过，但基本上是直的，那连衣裙的颜色实际上是白领淡蓝色的……

    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记者，利用网络、视频等现代化工具，不用跟被采访对象接触，甚至连电话都不用打，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写出”一篇妙笔生花的报道。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过时的老编辑记者这样，为了写一篇报道，不仅必须要直接与采访对象联系，交谈，甚至为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还要与相关当事人反复核实确认，生怕哪一点不小心弄错了。

    就在这两天，我的一位在香港当杂志主编的同学，也做了一个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专题摄影报道，为了核实图片上出现的班级同学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我们两个打了N个电话，一个个地确认。最后，她甚至将专题报道的彩页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做最后的审核。相比之下，我们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太迂了？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新闻是以真实性立命的。如果没有了事实的真实，新闻只靠“合理想象”，那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