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任务”这个违法决策尚末受到调查和严惩，揭露者先被辞退，怎能让人相信这不是报复？报复的可能性已绝对超越了“合理怀疑”的逻辑：由于揭露了单位的罚款内幕，让单位成为众矢之的，触犯到领导的利益，影响到了部门的执法经济，于是找个借口让揭露者走人，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中国的单位体制下太顺理成章了。单位存在强烈的报复动机，又有强势的报复能力，报复逻辑又如此明显的情况下，黄石公安局应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报复，而不是把举证责任推给舆论，让舆论拿出他们报复的证据——这是一种蛮横的逻辑。

    既然公安局认为吴的网络表态是一种策略，为什么不也采取这种策略，尽可能地通过网络和媒体公开这一事件的信息，尽可能地让公众全面地了解警务工作，从而与吴幼明公开的信息进行竞争，让舆论和公众作出客观判断？

    要知道，公众永远站在善于公开信息的人那一边，谁善于、敢于、勇于主动向公众暴露更多的信息，谁也就占领了舆论的高地，更能获得舆论的同情，这是传播学的基本规律。因为，任何人传达一种信息时都会附带自己的视角和利益，当对事件的了解被某一方暴露的信息所填满时，很容易就倾向这一方的利益立场。另一方面，公众也天然地亲和那些告诉自己更多信息的人，这是一种依赖和尊重。所以一个事件中，各利益方都会争相接受媒体采访，为的就是更多向公众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争取更能获得舆论的同情。

    吴幼明确实获得了舆论的同情，不仅因为天然同情弱者的情怀，不仅因为社会对警察的刻板成见，也不仅因为对举报者的道德信任——更因为吴幼明是一个尊重公众知情权的人，他告诉了公众许多信息，他通过几封公开信让公众了解到了警察罚款的许多内幕，揭露了警察执法的不规范，诉说了自己在罚款任务压力下的痛苦—再看看黄石警方那边，除了将吴幼明解职外，什么信息都不公开。指责不知情的网友被吴的文章误导，那为什么不通过披露更多的信息让网友“知情”呢？指责为吴幼明叫好的人不了解全面的警务工作，为什么不让公众了解更全面的警务工作呢？指责吴迎合了目前社会上对警察的猜疑，社会为何对警察猜疑呢？不也正因为警务缺乏公开。

    吴幼明敢于说出“真相”，这个形象本身就使他获得了一种道德优势，公众会这样判断：如果觉得自己无理的话，他根本不敢把这些信息告诉公众，敢于用实名曝光是对自身正义的一种自信。如果黄石警方觉得自己真有理，吴幼明身上真有问题，也拥有吴幼明一样的自信，完全可以把理由说出来，把自己认为的真相讲出来，让舆论和公众在双方提供的信息中进行客观的评价。捂着信息不说，只能加剧舆论对警方的报复怀疑，强化吴幼明在公众中的英雄形象和受害者身份。

    跟黄石警方一样，某些政府部门经常以“真理部”自居指责媒体报道片面，指责舆论和公众受到欺骗者的误导和感染。其实，媒体许多时候的片面正源于政府对信息的封闭，对真实信息三缄其口。政府既然拒绝公开信息，也就放弃了引导舆论的机会，把主导舆论的权力让给了所谓的“欺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