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忽悠的，便有被忽悠的；忽悠人的，往往也会被人忽悠。16岁的武汉少年周朕，就给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打去电话，声称自己是一个少年抢劫团伙的成员，他拍下了同伴打劫、斗殴的过程，想把它在电视上公布出来，希望记者能帮助他告别过去，重新做人。新闻竞争日趋激烈，饱受题材匮乏之苦的记者接到这样的线索，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吗？可是，那个决意“重新做人”的少年，真实的意图不过是想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露一回脸，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忽悠的成功，其实与忽悠者的年龄、身份、智商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被忽悠者往往有所需有所求，忽悠者一旦投其所好，他们便很容易达成默契，产生共振。地方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最近接到一个观众短信报料，对方称市区内某家影剧院周末重新开业，将会有脱衣舞表演。早已被收视率逼疯的朋友“漫卷采访本喜欲狂”，立即回拨电话过去核实具体的时间、地点及相关细节，并做了完整的电话录音。周末当晚，朋友早早地就与同事一起购票进去。正准备进行暗访拍摄，朋友环顾左右突然发现，座位两边的观众好像都来自媒体，因为他们都在暗自倒腾着什么，并不像真正的观众那么优哉游哉、自由放松，而主持人的开场白更让朋友有些始料未及：欢迎各位嘉宾及新闻媒体的各位朋友光临，本剧院今晚重新开业，我们将以一流的节目、健康的表演奉献给大家，欢迎记者朋友随时明察暗访……朋友这才恍然大悟：那个报料人，其实是他们的内线，而且他可能往所有媒体的新闻热线都报了料，那天的演出也因此成了媒体暗访记者的专场。设想一下，如果是一场正常的健康的歌舞表演，影剧院方面亲自登门送请柬给红包，也绝对请不来一个记者，因为那种层次的演出既无“新闻性”，又无“可看性”。

    记者的被忽悠，登出来、播出去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另类新闻。事实上，过去以至现在的一些时政新闻节目里，某些现场、某些同期声、某些背景乃至某些表情、腔调，都有当事人迎合记者意图的安排和设计，都有程度不同的忽悠成分。

    而新近出现的这种让记者啼笑皆非、难以招架的忽悠，无疑是对记者话语权的一次次考验和挑战。问题出在哪里？一位电视人有过一段深刻的反思，听似逆耳，却是忠言：病态的社会产生了病态的媒体，病态的媒体培育了病态的受众，病态的受众决定了病态的市场，病态的市场控制了病态的媒体，病态的媒体加剧了社会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