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彭水诗案”和“稷山文案”有着基本相似的情节，核心要素也几乎完全一致。当初“彭水诗案”曾经引发公众和媒体持久而深入的讨论，而最后的结果是当事人秦中飞获得了国家赔偿，另一关键人物彭水县委书记被调离。而现在“彭水诗案”新版居然又在稷山上演，这就很让人困惑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彭水诗案”，难道对“稷山文案”的主角们没有丝毫触动？是他们对“彭水诗案”完全一无所知还是根本不屑一顾？

    公众心目中那么大的事件，到了官员那儿怎么就全无影响呢？答案很简单，虽然“彭水诗案”获得了一个似乎不错的结果，但一个要害问题却依然存在，这就是还没有从根本上阻断“公权轻易转换为私权”的途径。

    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当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但权力的拥有者必须明白两个事实，第一就是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说的，权力的赋予者是人民，这决定了你握有的是“公权”而非“私权”，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第二就是权力是有边界的，不能为所欲为。

    而在“稷山文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公权轻易转换为私权，仅仅因为一篇文章针对自己，就能够在全县上下如此大动干戈；是权力的接近于疯狂，在“稷山文案”中，我们看到了公检法部门在一个人的驱策之下，表现出的惊人的“高效率”！还看到了在一个人的威风之下，众意的被压制。报道的开头虽然说此案在当地引起“议论不休”，但这只能是暗流涌动，而在公开的台面上，公安局局长、法院副院长等这些法律的执行者，除了“背书”式的回答，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从法律的角度，对此案提出哪怕一丁点的质疑。

    公权为什么如此轻易就变为私权，而且肆无忌惮？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在收到举报材料的人中，有稷山县四大班子领导，还有作为稷山县委书记上级的运城市市委书记、市长。按照现行权力结构和职责划分，这些人士在接到公民、党员的举报材料之后，首先要做的无疑应该是查清事实。很可惜，报道中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听到的，只是当事人的抱屈声：“审批既然不能证明没有，就说明被批评的事实是有，既然是有，怎么能说是诽谤呢？”

    “稷山文案”的判决书中说：“公民有检举、揭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共产党员在党内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回顾此案的前后过程，我们看到，如果公民、党员的正当权利确有保障，一个人的权力还会如此疯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