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目前军队中已经存在着一些仪式，比如升国旗仪式、阅兵仪式、宣誓仪式、出征仪式，等等，这些仪式有些属于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后来丰富发展起来的。由于对仪式的种类、程式、要求尚未形成权威性制度性规范，因而仪式本有的思想信息传递和精神强化功能尚未实现最大化。

    强调仪式制度化规范化，是由仪式的功能和要求决定的。如果我们愿意，甚至可以从历史的陈迹中追寻和感知仪式的巨大作用与价值。春秋时期，孔子一再感叹“礼崩乐坏”，因而提出恢复周礼，这个周礼就包含着规范和引导民众价值取向作用的礼仪。

    回顾中国的封建史，“六部”制官僚体制持续时间最久，而其中礼部一直置于兵部、工部和刑部之前，为什么礼仪比国防、建设和司法都重要？在于礼仪强化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取向，甚至影响到人的潜意识。比如，封建礼仪中的最重要程式是下跪，为了强化这一仪式，不惜以杀头来强制不下跪者。到了清代，面对西方来使，也是因下跪与否而延迟几个月不接国书。此外，过去县太爷坐堂审案，最不可少的一定是喝震堂威，拍惊堂木，说白了这是在通过仪式来烘托气氛，强化对人犯的心理震慑。

    到了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变化，价值取向和心理影响的方式也在变化，但通过仪式传达思想信息的方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提出并强调军队仪式制度化规范化，主要是从思想引导和精神强化的角度考虑问题。

    虽然思想信息的传达有多种形式和渠道，但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变化规律的变更，“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思想灌输方式的效力越来越低，因为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逆向思维，越来越善于求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寻找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影响方式，主流社会导向的力度就会越来越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仪式就是一种有效的传达思想信息的载体。

    记者：将仪式制度化规范化，会不会形成新的形式主义？

    公方彬：仪式和形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仪式是外在服从服务于内在，即程式服从内容，而形式主义是内容服务形式。仪式是通过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来影响和调动人们的情感，来导向或强化人们的价值取向，形式主义则因浮于表层而淡化了事物原本具有的质感，误导了人们的价值判断。

    记者：您所看到的我军目前的仪式开展情况怎么样？还存在哪些不足？

    公方彬：有些仪式开展得很好，比如每次祖国生日的大庆典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阅兵式和分列式，一定是整个活动的主轴，其产生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总能使人产生深及心灵的震撼，同时使人民群众为拥有这样一支军队而备感骄傲。

    有的仪式也时常开展，但不够普及，比如授军衔仪式，这个仪式所要达成的目的是对军人使命感、荣誉感和价值感的强化，但多表现到将军的授予上，校官以下较少开展。至于军官退出现役仪式，原本也是一种对为国服役者贡献的肯定，进而达到表彰去者、激励来者的庄重形式，目前尚未开展起来。

    记者：您提到了阅兵、授衔、战士退伍等仪式，目前我军正在实行的这些仪式的程序和内容全军是不是统一的？全军有制定这些仪式内容的部门吗？您认为应该由哪些部门来制定？

    公方彬：我军目前实行的这些仪式大部分都是约定俗成的，很多单位搞的都不一样，没有严格一致的程序和内容。而现在还没有相应的部门来制定相关规定。如果要实行，我觉得大多数仪式应该由总政治部负责制定，一些已经成型的，比如阅兵，则应该由总参谋部来制定。

    记者：在仪式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我们目前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公方彬：要把我军的仪式制度化规范化，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一条是要确认哪些仪式是与国际接轨的，哪些仪式是全军通用的，哪些仪式是军兵种特有的，都应当搞清楚。比如海军有些仪式就属于国际通用。其次，研究每种仪式开展的范围、针对的对象、达成的目的、具体的程式、环境氛围的要求，等等，都应作出具体规范，有的仪式甚至需要以法规制度固定下来，以提升其刚性。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系统研究和从宏观层面筹划，保证全面展开尤显重要，因为只有全军性开展，气势和效果才会更大。比如一段时间里，有些部队提出将功章戴起来，这种提法做法都很好，有利于强化官兵的荣誉感。但从结果看，没有一家能够保持下去，原因很简单，不能制度化、规范化，不能形成全军的意志。从人的行为认知来看，不能得到社会认定，对自己的怀疑更不可能真正消除掉。也就是说，要想使功勋外显化，必须实行勋表制度，到这时，每一个佩戴者和观赏者才会形成同向互动。

    记者：最近，不少媒体都在清明节前后呼吁国家应该重视祭奠那些为国牺牲的英烈，一些网友开始在网上举行一些类似的纪念，您很早就开始呼吁这个问题，这次的报告中也照例提到了，对这个问题现在有何感想？

    公方彬：近两年来，我着力思考和研究的是民族核心价值观与主流精神，而分析该问题又不可能不涉及到为国牺牲者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影响力。我们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有了英雄不珍惜更可悲。如何才能体现对英雄的珍惜，如何表达对英雄的仰视和精神追随？借助祭奠仪式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一直强调建立国家公祭为国牺牲军人的纪念日和祭奠仪式。而且，国家公祭的形式和内容都应该制度化、规范化。

    记者：我从不少资料上看到，外军很重视各种仪式的教化作用。在这方面，应该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吧？

    公方彬：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军队，尤其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军队往往仪式多且规范。

    以美军为例，在多种仪式中有一个是安葬仪式，这个仪式很隆重，这既因美国政府曾经向美国军人和其家属有庄严承诺有关，更与其强化官兵为国牺牲的精神信念有关。

    我曾经到过阿灵顿公墓，这里安葬着20多万为国牺牲的美国军人，其管理机构中编有一个仪仗连，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向前来祭奠亲人的家属重复着一个仪式：连长带着仪仗兵向牺牲者的家属敬礼：“我代表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对于您和您的亲人为国作出的牺牲表示由衷的敬意！”说完便把一面精致的美国国旗送给他们。足以相信，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会为这个庄严的仪式而感动，同时为亲人为国牺牲得到的价值肯定而备感安慰和自豪。

    我认为，军人的战斗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仪式就是不可缺少的教化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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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仪式一览

    宣誓仪式

    美军在军官接受委任或士兵入伍时都要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用宣誓明确服役动机，使他们在不断重温誓言中强化军人意识。“支持和保卫美国宪法，使之不受国内外任何势力的破坏”，“不为个人的乐趣、利益、安全而污损我的军装、我的部队、我们的国家”，“愿以条令和《军事统一法典》约束自己，坚决服从来自美国总统及其他所任命的官员的命令”等是军人誓词的主要内容。

    军官的任用取决于是否宣誓就职，若留任现职则要不断地重温誓言。宣誓时要举起右手，请求上帝作证，他讲的是实话，并愿意自觉以誓言约束自己：“一旦按宪法产生的政府制定出全国性的政策，全军官兵必须像誓言中所要求的那样坚决支持，而决不能对政策是否明智表示怀疑或流露不满”，“要挑起一个公民的真正责任”，为“保卫美国无比宝贵的传统和自由而接受一切考验”、鼓励士兵做“优秀士兵”。

    葬礼仪式

    美军对因公牺牲的军人和那些退出现役死亡的军人，通常要举行隆重的葬礼。葬礼仪式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由专门的葬礼军官负责，以表明国家对那些为国服役并捐躯军人的认可和感激，并宽慰和激励活着的军人。灵柩上要覆盖美国国旗，通常由炮兵弹药车运送到公墓，然后由6名军人抬送到墓地，置在墓穴上方后将国旗平平拿起；牧师宣读悼词后葬礼鸣枪队朝天空放三排枪，司号兵吹响葬礼号；国旗折叠后将被赠给死者最亲近的眷属。不管死者是列兵还是将军其基本内容都一样。

    军人葬礼被赋予了深刻的含意，用国旗覆盖灵柩象征着这位牺牲的军人曾为合众国武装部队服役，国家承担安葬士兵的责任，把它作为庄严和神圣的义务。葬礼号是夜晚临睡前士兵听到的最后号声，标志着死者开始最后长眠，表达他终有一天会醒来的希望和信念。

    迎送仪式

    美军为了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在官兵出国执行任务和作战时都要举行欢送仪式和游行活动，以激励参战人员。

    当参战军人从国外归来，无论何时到达，都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时总统、副总统、指挥作战的总司令也要出席欢迎仪式。对于那些非自愿投降，被俘后尽一切手段进行反抗、抵制审讯、并想方设法逃跑，不向敌人告密、不背判国家、不发表任何有悖信仰和有损美国利益的声明的战俘，归国后也能受到热烈欢迎。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一般都要亲自到空军基地迎接他们，同时还要为战俘登报扬名，邀请战俘亲人到华盛顿出席欢迎仪式。美军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坚定官兵被俘后进行反俘斗争的信念，而且会极大安慰、鼓励战俘，激发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

    （赵飞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