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自内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警察当面向遭错误羁押者当面道歉，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对新疆警方这种知错就改的勇气表示敬意之余，相信人们更关心警方在道歉之后的下一步举动。就像祝军自己所说，“我希望能追究当时侦查此案的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冤假错案并不鲜见，“执法者违法”也时有发生，但却很少看到有哪一个执法者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原本就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祝军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期待，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声音——执法者应当为其错误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早在2004年10月25日，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委员就提出，针对执法者违法现象，建议在有关规定中增加法律责任内容。应该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警察公正执法的责任，如果存在执法者违法或造成冤假错案的，应当规定有关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规范，代表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执法者则是法律的具体履行人，肩负着履行社会公正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执法者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约束，那么，公民的利益将如何保障？法律的公正将如何体现？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执法者乐于行使公权力，却并不愿意对行使职权过程中的个人失误负责，而在针对执法者的约束规定中，也缺少相应的针对工作失误的具体罚则。于是，即使执法者个人失误造成不当后果，大多也是“国家赔偿”了事。也就是说，无论执法者的个人行为对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最终还是要慷国家之慨，而个人毫发无损。在这种缺少具体罚则的制度氛围中，执法者很难对手中的权力产生应有的敬畏，久而久之，执法越界乃至执法犯法也就不可避免。

    屡屡出现的冤假错案足以说明，警察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时还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建立健全警察执法监督约束机制已是当务之急。不仅要制定严格的执法细则，明确界定警察执法的范围和权力，同时还应完善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警察的错误行为必须从严惩处，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警方的道歉显然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