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之后生活窘困的艾冬梅用她要卖掉的奖牌，砸起了几朵浪花：4月14日，“飞人”刘翔的教练孙海平向艾冬梅透露，刘翔在听到邹春兰和艾冬梅等人的经历后很受触动，正在思考联合国内知名运动员成立保障退役运动员权益的基金会。此前的4月12日，67岁的南京热心人黄乃海专门坐飞机赶到北京，将两万元钱现金亲自交给了艾冬梅，希望她不要卖掉自己的奖牌。同日，曾经“同病相怜”的“冠军搓澡工”邹春兰也启程赴京探望艾冬梅，鼓励其创业。（4月13日《广州日报》）在诸多力量的鼓励之下，艾冬梅决定暂不卖奖牌。

    艾冬梅的奖牌暂时保住了，也替中国体育保下了一些尊严。这或许算是一个好消息吧。但相比起民间力量的善意回应，一个本该有的重要声音却迟迟听不到，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说一千道一万，这些基于朴素情感的民间意识的觉醒与善意，毕竟只是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个人调节行为。没有官方的善意回应，媒体上迟早会出现下一个邹春兰、艾冬梅。

    他们为什么可以置若罔闻、岿然不动？

    近来，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著作《正派社会》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这本书有一个最核心的观点：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没有正派的制度，只会令制度当中的人面临尴尬甚至“羞辱”；全面重视物质和心理这两方面的制度性伤害不仅有助于帮助社会弱者，而且更有助于在一般人际关系中形成一种与好社会相称的社会伦理规范。

    既然我们在体育上的一些制度已经令一大批退役的体育运动员饱受了物质和心理的“羞辱”，那么，为了保证“正派的制度”，我们的纠错机制在哪里？又能从哪里寻找洗刷耻辱的力量？

    正派社会要有“纠耻”的力量，而“纠耻”首先便要“纠错”。社会发展中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问题暴露的时候，还看不到公权部门的耻感与解决问题的诚意，这样的“傲慢”是令人生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