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专业代课雇佣军已大肆侵入象牙塔，逃课竟然催生出又一项服务性行业。对此，学校以与毕业文凭挂钩的出勤率为手段、以学风建设为名义展开“严打”、“综合治理”。（《中国青年报》4月16日）。

    这让笔者想起沪上某高校学生中流传的老师“红黑榜”，上“黑名单”的均为判分“吝啬”的教师，尽管其中不乏对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执教者。（《新闻晨报》1月25日）

    “红黑榜”的流行可以视作学生对分数的顶礼膜拜，逃课的产业化，可以解读成学历主义对青年一代的主宰。不过，笔者很赞同程方平先生“逃课其实也是一种选课”的观点，“红黑榜”不也是一种选课吗？

    这两个事件诘问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定位。无论高校是否征收学费，在现代大学，学生与教师已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服务关系，收费更强调了这种关系的契约性。这种带有或不带有契约性的服务关系，可以说是对传统师权“神”授的颠覆。这里的“神”指的不仅是尊师的伦理传统，还有作为制度的学校教育。从这层意义看来，逃课和“红黑榜”，可以说是高校教学评估的草根行动，它借着底层评价力量，迫使教师窘促万分，同时又把师生的关系拉到了一个平等的状态，而且还为教师权威的合法性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教师拿什么来赢得学生对自己的敬畏？在这个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时代，师权“知”授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于是，有人说，“生尊师卑”年代到来。

    告别了师权“神”授的时代，难道教师要拿分数向学生献媚取悦、拿文凭来威逼利诱？难道学生求学的动机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分数和冷冰冰的文凭？并非如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曾举办“可爱老师”评选，当选的各种理由中，“负责任”、“严格”、“经常点名”、“批评严厉”等字眼频频出现。学生说，如果这个老师确实能让我成长，让我学到有用的知识，那么他再凶，就算考试很难通过，我也会选择上他的课。（《文汇报》1月4日）

    成长，一个多么率真又沉重的词语！

    成长就是智慧的启迪，素质的砥砺，人格的塑造。可人们习惯性地把成长的主体划分为正在成长的受教育者和已经成长了的教育者，这种近乎完美的理论，却让我们的主流教育思想始终徘徊在“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之间。“教”与“学”，不仅仅意味着“传递”与“接纳”，更包涵着对执教者与学习者的态度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教学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师生的共同成长。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育人又育己，这就需要以发展性评价为基础，提高教学质量。发展性评价所指向的，并不是对学生的甄别和选拔，以及对教师的与工资浮动和职务升迁直接挂钩的业绩考察，而是为了促进师生双方潜质、个性、专业性、反思性以及创造性的发展。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高校教学评估的旧的主导模式，即重知识轻素质，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甄别轻反思，重选拔轻发展，重单向性评价轻多元化评价，重专家评价轻自我评价。需要在发展性评价的指引下，教师与学生建构一个学习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师生之间互相了解、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相互扶持，一起获得知识的洗礼、心智的充盈、人格的提升、精神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