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威廉·莎士比亚残缺的履历与他在文坛上的盛名极不相称，在莎士比亚生平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许多研究者都不自觉地奉本·琼生的话为圭臬：“读者看的，不是他的肖像，而是他的书”，认为应该绕开他的生平，直接以他的作品为研究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作《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正是对这种“关注文本而放逐历史”的研究方式的有力反驳。

    格林布拉特是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当代西方学术界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的领军人物，是近2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莎学家之一。他在莎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莎士比亚式的协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社会能量的流通》（1988）等。2004年出版即荣登《纽约时报》十佳图书榜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是他最新的莎学研究成果，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并被国际莎士比亚研究协会会长斯坦利·威尔斯誉为对莎士比亚生平“最合情理的探索”。

    在这部传记中，格林布拉特秉承了新历史主义的一贯立场，视文学作品为作家自我与社会影响力的合力、而不是作家个人的产物，主张应在社会、政治、宗教的语境中阐释文学作品，在展示莎士比亚由斯特拉福镇普通青年到伦敦剧坛明星的发展经历中，格林布拉特以史料分析为起点，勾勒了莎士比亚的生活工作状况及其身处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巧妙地将史料分析与莎士比亚作品细读编织在一起。是部融可读性与知识性于一炉，渗透着作者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洞见的佳作。

    本书的书名即是个语带双关的神来之笔，威尔（“Will”）既指代莎士比亚，又有“意志”、“欲望”之意，暗示读者在莎士比亚成为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在这本传记中，格林布拉特以莎士比亚生前、身后50年间英国宗教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及其造成的社会、思想动荡为大背景，主要回顾了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这三方面对莎士比亚的影响，在分析莎士比亚作品时，不仅涉及具体和浅表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经济事件，还将历史的纬度从文本背景延伸到读者语境，拓展到社会、文化、政治等许多与文本有关的领域，使作品研究摆脱了语言细节分析和文本误读的误区。这种将解析语言碎片与审视相关文化现象，将政治模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研究方法为格林布拉特提供了阐释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利器。

    《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的特点不在于史料和原始证据的新发现，而在于对已有资料的梳理和编织，格林布拉特在已经确证的事实记录之间找到联系与缝隙，并合理地发挥想象力从表面支离破碎的史料中找出暗藏的逻辑。当然，格林布拉特并未像有的书评家指责的那样，是让想象力信马由缰，做些“几乎无根据的推测”，仔细检阅本书的每个章节，不难发现他的每个“可能”、“大概”都以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景观的全面把握为基础，坚实地建立在严谨的考据和严格的史料分析之上，并非毫无根据。在本书中，格林布拉特依据年代顺序，结合莎士比亚戏剧创作5到20年前发生的事件，将解读莎翁的重要作品与回顾富有启发性的历史瞬间相结合，使文本解读与文化现象分析形成双向阐释的互动。如在分析《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问题时，他讨论了1594年6月犹太医生罗德里戈·洛佩斯被判和西班牙间谍一起策划毒害伊丽莎白女王罪后处死这件事，以这场审理期长达数个月的案件在伦敦市民中引起的反犹猜忌为阐释剧中的思想倾向提供了超越文本的历史维度。

    应该说，《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不是一部以再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莎士比亚为目的的传统传记，而是通过实现历史与文本的互动，通过解读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与莎士比亚作品，来佐证“作者的生活不是作品的静止背景，而是被作者转化为成果的诸多因素的一部分”的著作，它倾注了作者本人长期从事莎学研究的体验和认识，是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全新阐释。《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格林布拉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